“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与全球气候能源治理现状及未来”研讨会于2015年11月27日在欧洲所举行。众多国内气候能源问题专家围绕巴黎气候大会谈判、全球气候能源治理、中欧气候能源合作、国际气候安全、全球气候伦理、北极暖化等话题进行专题发言，并进行了热烈、富有真知灼见的研讨。此次会议由欧洲所副所长江时学研究员主持。参会专家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海洋大学、济南大学、发改委能源所、商务部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社科院美国所和欧洲所。大会最后，欧洲所所长黄平研究员对会议进行了精彩的总结。

    学者们的发言和讨论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三个主题。首先是对即将召开的巴黎气候大会前景进行展望。来自北大国关学院的张海滨教授对在巴黎气候大会上达成协议（以下简称“巴黎协议”）持乐观态度。他认为，这个判断主要建立在六个积极的信号之上：国际社会对于气候问题的认识在不断朝着有利于应对气候问题的方向发展；主要谈判方的合作关系日趋紧密，尤其是中美之间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法国作为东道国吸取了历次气候会议的教训，在议程设置方面进行了改善；新气候经济学的崛起有利于气候问题的解决；最关键的是此次气候大会采取的是自下而上的方式，更加灵活自主，调动各国的积极性；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为法国博得同情。与此观点不同的是，社科院美国所的刘元玲博士认为，国际社会不宜对巴黎气候峰会期望过高，鉴于巴黎气候峰会所面临的各种障碍，巴黎气候大会不会对全球气候治理产生重大的积极推动作用。这些障碍主要体现在：1）自下而上的治理方式，灵活性有余，原则性不足，不能达到气候安全所需要的减排量，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未来将，这种自下而上的治理方式很难达到既定目标。目前统计各国自主贡献的数量发现，即便各国提交的INDC都能如期实现，仍距离两度目标所要求的减排量有很大差距，大概在300至500亿吨的二氧化碳减排量差距。目前这种自下而上为主的气候治理方式无法解决该问题；2）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主体，多元化是必要非充分条件，仍需要对不同的参与主体持谨慎乐观的态度。进来德国大众汽车尾气检测造假案就是其中一例；3）巴黎大会作为一次承上启下的会议，虽然在议程安排方面做了更科学化的安排，将提高谈判的效率，但是历届气候谈判中最大的难题“穷国和富国之间在各种议题上所存在的广泛深远的矛盾”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反映国际气候治理公平正义的“共区责任”原则已经面目模糊，这一点在资金安排方面体现尤其明显；4）气候怀疑论者在各国各个层面依然存在，他们的影响不容忽视；5）美国面临府会之争、联邦和地方之争、利益集团博弈与较量、两党极化日趋激烈的种种制约，从根本上制约了奥巴马政府在气候问题有所作为的信度和效度；6）欧盟面临自身的种种困境，债务危机引发的经济困难，乌克兰危机引发的地缘政治冲突；难民危机引发的社会问题；恐怖袭击引发的种族以及文化冲突；以及欧们内部领导力出现的弱化的趋势，这些都将在未来很长时间影响欧盟在气候问题上发挥雄心勃勃的领导力以及影响力。来自济南大学的李慧明博士通过解读近年来《公约》下通过的文件，对如何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巴黎气候大会的主要分歧所在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来自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的朱松丽研究员认为，巴黎协议不会无果而终，但在总体安排和最关键问题上，所有国家都将回到同一起跑线，巴黎协议将开启全球减排的新篇章。

    本次研讨会的第二个主题是分析巴黎气候协议可能对全球治理产生的影响。朱松丽研究员认为，相比之下，由于欧盟更注重巴黎协议的内容，如是否像《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那样具有持久性，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以及如何保证保证透明度和确立核算机制等。而美国更注重巴黎协议的性质，即取消发展中和发达国家间的区别对待，要求各要素的原则和性质在缔约方间保持一致。欧美之间的主要分歧表现在长期目标和法律形式。她强调，从国际气候治理机制的演变过程看，发展中国家在向前走，而发达国家在退步。但发达国家的主导力和控制力依然强于发展中国家。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于宏源研究员则从去碳化的角度，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探讨，如能否实现全球治理与国内治理共同发展等。社科院欧洲所的傅聪博士认为从短期来看，欧盟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能力出现下降，但欧盟仍怀有推动世界向低碳转型的雄心。欧盟通过巴黎协议发挥“棘齿”效应，固化现有的国际气候机制，并将其塑造为有雄心、有约束力、负责任、透明的国际制度。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房乐宪教授结合《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5年度报告》，重点就气候变化对中国的重要意义及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目前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既是实现国内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外部不断施压的结果。随着我国在气候领域的对外援助不断增加，应注重援助后续效果的反思和总结。来自商务部研究院的王志芳博士强调，由于各国对“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资金问题上分歧较大，驱动力不足，造成全球气候治理陷入困境。对中国而言，只有做好全球治理和南南合作这两个平台、以及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对接，找准定位，才能发挥作用。张海滨教授指出，未来气候问题的主要新动向以及对中国的启示体现在：气候问题与其它国际问题将更加深度融合；中国国内发展议程和国际发展议程的高度接轨；全球气候谈判的重心将从签约到履约的方式转变；公约和公约外机制的互动更活跃和有效；自上而下的方式转变为自下而上的混合方式；未来的全球治理问题向两极延伸，城市的作用在加强，领导力需要加强。中国需要加强三方面的能力建设：对外援助的能力，议程设置能力，低碳发展的能力。

    研讨会的第三个主题是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安全、能源、北极等问题。在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伦理的关系方面，《国际安全研究》主编谭秀英教授认为，气候变化问题是加速代际利益冲突和国家利益冲突的重要根源，全球伦理是解决冲突的重要手段。重视全球伦理有助于构建全球气候政治体系。从气候安全研究的理论研究出发，社科院欧洲所曹慧博士认为，国内气候安全研究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理论困境。主要表现为三点，即无法清晰地表达气候安全的目标，到底那些因素是威胁气候安全的来源，通过何种手段维护气候安全。她总结到，尽管气候变化与暴力冲突不存在直接的联系，但气候变化正成为安全议题。欧盟逐渐将自身打造成为气候安全领域的军民协同力量。由于受限于独特的政治体系，欧盟的这种选择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此外，就国内气候安全领域的研究现状看，谭秀英教授认为，目前国内学术界对该问题重视程度不够，气候变化与安全研究所需的数据库建设滞后，专业研究人才后备不足，跨学科协同研究不够。以欧盟2030气候能源框架为视角，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金玲博士认为，欧盟气候能源政策的重心转向能源领域，无论从目标和政策优先性上，新战略都是围绕着“增长与就业”这个核心设计的。在北极问题上，中国海洋大学的郭培清教授认为，美国在北极地区拥有北极国家及霸权国双重身份。这一独特的“双重身份”对其北极战略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北极国家，美国需要以地区国家身份从区域视角看待北极问题，同时作为超级大国，其北极战略必将嵌入全球战略当中，成为全球战略的一环。美国的北极战略与其他北极国家相比存在明显差异，更多从国家利益以及全球战略层面出发，以维持全球领导地位为核心目标。在这一核心目标指导下，美国欲通过获取全球治理领导权弥补其全球战略收缩导致的权力流失，具体到北极问题领域，则通过能源革命、应对气候变化来获取北极治理的领导权，进而塑造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以及全球霸主地位的北极地区秩序。美国北极战略影响北极治理走向，应对气候变化将成为北极治理中心议题，安全与管理议题获得更多重视，国际合作更趋积极，大国协调增多，地区秩序碎片化仍将持续，北极理事会尚难发挥核心作用。由于美国中期选举民主党遭遇惨败，府会关系更趋紧张，美俄关系前景堪忧，国内不同集团诉求差异巨大，加之美国与其他北极国家发展目标差异较大，这使得美国北极战略的成功实施充满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