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29日，国际安全高端论坛暨“国际安全秩序与治理”学术研讨会通过线上线下结合形式成功举行。本次会议由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联合主办，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安全研究》编辑部承办，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与协同创新中心、四川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协办。来自全国高校、研究机构等单位的一百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务副院长李志强教授主持。四川大学副校长褚良银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毕雁英教授分别代表主办方致辞。褚良银副校长指出，当前国际安全秩序正在发生深刻调整，我国发展环境面临复杂变化，应通过本次会议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进一步做到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毕雁英副院长指出，应通过本次会议进一步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内涵特征，更冷静地观察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更全面地回应影响国际安全秩序的各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

主旨演讲环节由国际关系学院科研管理处康艳梅处长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党委书记兼所长倪峰研究员以《四条基本线索与中美关系的未来》为题，通过物质利益、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全球治理这四条线索，讲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美关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从历史的视角探寻了中美关系的底层逻辑。倪峰研究员认为，探索未来的中美关系，关键就是如何把握好、处理好这四条线索以及四条线索相互关系的问题。在地缘政治上，随着中国的崛起，西方用“修昔底德陷阱”来描述这种关系。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矛盾越来越突出，但仍然以管控为主；在意识形态层面，中美两国谁也不可能改变谁，这个时候也需要管控。如果中美关系能够实现健康和稳定的发展，未来有两条线索是我们的主要方向，一是物质利益线索，二是全球治理线索。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中美两国能够寻求共同利益，也可以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协调增加一份助力。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吴志成教授以《周边安全治理面临的挑战与思考》为题，综合分析了我国的整体安全状况，探讨了中国周边安全治理和构建周边命运体在各个方向面临的具体风险与挑战，并从六个方面提出了治理的思路与方向。吴志成教授认为，从整体安全状况来说，目前中国周边安全总体稳定，对手多元，威胁多样，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复杂不确定、安而不稳、险安并存的高风险期。在应对周边安全挑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以及面向未来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统筹谋划。中国要立足周边，但要超越周边，周边安全战略谋划的时候一定要将全球安全、周边安全和区域安全统筹起来，政治、经济、地缘、文化等因素要进行综合考量。

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处处长李文良教授以《问题导向：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新路径》为题，从国家安全学学科研究对象、学科定位以及未来发展三个层面阐发观点。李文良教授认为，国家安全问题不是原生的，而是衍生的。不是所有的安全问题都是国家安全问题，国家安全问题是指剔除个人或组织安全问题的安全问题。国家安全问题有一个安全临界值，国家安全问题及其与之相关联的国家安全现象和规律，构成了国家安全学的研究对象。国家安全学以多领域为特定研究对象，是开放和动态的，随着研究领域的扩大而横向展开，具有横切延伸性。政治学、军事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都以各自单一领域为研究对象，呈纵向延伸的特点。横向延伸的国家安全学与纵向延伸的其他学科，在国家安全问题的节点上自然交叉形成交叉学科。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黄大慧教授回顾了过去二十年来中日关系的演化过程，分析了中日关系“恶化—改善—再恶化—再改善”的循环性和规律性变化特征。黄大慧教授认为，中日关系未来的走向，还是难以摆脱恶化与改善的循环。从去年开始，中日关系可能会进入到再次恶化的过程中，并正在往这方面演化。原因在于，影响中日关系的几大因素以及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短期内难以消解，尽管两国间的历史领土问题被暂时搁置，但今后还会凸显出来。此外，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等影响两国关系的一些长期性不稳定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日关系未来的改善。

国家边海防委员会办公室原副局长汪竞大校以《新冠疫情背景下的边海防管控》为题，在对近两年针对新冠疫情的边海防管控工作实践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五点思考。汪竞大校认为：第一，必须坚持国防建设与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安全稳定相协调，把应对包括公共卫生事件在内的重大突发情况作为和平时期边海防工作的重要内容。第二，充分发挥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的传统体制优势，是应对一切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基本手段。第三，加强口岸通道和陆地边境沿海两条线的管控，确保边境沿海地区全时全域的不露死角，是筑成边海防严密防线的基本标志。第四，综合运用信息科技手段，是提高边海防疫情防控成效的关键所在。第五，深化与周边国家边防合作，是确保边海防疫情防控取得成效的重要保证。

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委员会主席、中国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邱永辉教授以《南亚地区安全与风险管控》为题，介绍了南亚的宗教格局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最新走向与风险评估、南亚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管控，并就中国如何管控风险提出了建议。 邱永辉教授认为，印度教民族主义影响国际安全的主要方式需要重点注意三个方面：一是印度执政党具有浓厚的印度教色彩，并在国内外推行“印度教方案”，二是印度宗教实体直接参与对国际安全产生影响，三是印度利用宗教差异和文明冲突的理论，直接影响或者威胁国际地区安全。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的近期走向，一是将“印穆冲突”转化为“中印冲突”，二是在传统军事领域增加“文化软实力”，三是在世界舞台上增强印度宗教文化影响力，四是以“宗教信仰自由的民主国家”之名加入美西方阵营。

下午共有七个平行分论坛。第一分论坛以“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与总体国家安全观”为主题展开讨论。本节由西南财经大学陈宗权教授担任主持人，中国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科建设负责人李卫海教授担任评论人。

河南师范大学世界和平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席来旺教授以《对国际安全秩序治理的几点看法》为题，分析了国际安全秩序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关系问题。他指出，后疫情时期世界秩序面临重塑重构，各国之间的安全需求不同，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存在矛盾统一性，要警惕西方国家所谓“让渡主权换取国际安全秩序”的论调。在国际安全治理的新背景下，中国应该主动作为，积极介入国际安全治理事务，采用灵活平衡的策略应对挑战。

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学院杨华锋教授以《情境、意识与行动：国家安全治理话语体系的基本面向》为题，从问题由来、理论转换和假设模型三个层面展示了国家安全治理话语体系建构的研究，以“状态说”“状态—能力说”“状态—能力—感知说”或者又称“状态—感知—能力说”等视角诠释了国家安全的概念内涵及其属性维度，提出了理论变量的转换路径及其对应的三个假设模型。

陕西师范大学胡凯博士以《百年变局之下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若干思考》为题，剖析了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高校应该突出问题导向，聚焦某一个或几个重要领域、重要议题建设有特色的国家安全学科，并注重开门办学，服务现实问题，回应现实需求。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江天雨讲师以《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国家能力再审视》为题，提出当前国家安全领域问题及新型安全风险正在增多，从国家安全需求的角度再审视国家能力是一个创新思路。国家安全与国家能力是一体两面的存在，内涵上具有互补性。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梁怀新讲师以《学科制度视域下的国家安全学学科生成路径探析》为题，探究了国家安全学学科生成、建设与发展的变迁。他以学科化的问题生成，提出国家安全学科建构的路径，并提出国家安全交叉学科生成的“三桅帆船”模型。

江苏警官学院黄亚茜讲师以《中国参与跨国犯罪治理的进展、挑战与深化路径》为题，指出当前总体上对跨国犯罪治理研究存在实践热、理论冷。新形势下中国参与跨国犯罪治理的主要挑战来自政治、制度、技术、能力等方面，在实践中应坚持多边路径和双边路径相结合。

第二分论坛以“大国战略竞争与国际秩序”为主题，由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处刘中伟副处长担任主持人，北京建筑大学钮维敢教授担任评论人。

济南大学孙云飞副教授以《国际公共产品供应机制转变与全球治理困境的解决之道》为题，主要从国际公共产品供应机制的内涵、冷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公共产品供应机制、既有国际公共产品供应机制缺陷与全球治理困境、国际公共产品供应机制的完善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四个方面，阐述了国际公共产品供应机制转变与全球治理困境的解决之道。

外交学院苗吉副研究员以《大国战略竞争时代的日本经济安保战略及其影响》为题，主要讨论了日本语境的经济安全保障、经济安全保障理念、经济安保的主要关系和经济安保的影响这几个方面，认为日本经济安保战略的出台意味着日本战略思维、决策机制的全面安全化。

天津外国语大学张子介副研究员以《大国地区秩序博弈与东盟中心性的演进》为题，从东南亚国家应对大国战略调整的历史实践，中美国家战略对东南亚地区秩序的影响和东盟对大国竞争加剧的应对等方面进行了介绍。

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特聘副研究员罗肖以《美国近两年南海政策的特点、意图与应对》为题，主要对美国近两年来南海争端的特点、意图进行了深度论述，提出印度对美国南海政策的方略：一是要避免战略摇摆，二是保持战略定力，三是加强危机管控。

大连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秦立志讲师以《地缘现实主义的时空维度探究：大陆强国缘何陷入海上战略竞争》为题，阐释了美国挑战海上霸权，以四个例子的推演和历史演进，为地缘政治与现实主义的研究提供了方法上的创新。

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志琛讲师以《国际关系中的选择压力：分类、计算与应用》为题，从选择和选择压力、选择压力的分类、国际关系中选择压力的计算、国际关系中选择压力的规律、国际关系中选择压力的应用等五个方面进行了学理性的梳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后杨美姣以《疫情之下的美印“非对称性权力关系”研究》为题，指出美国和印度在国际社会的交往和互动是一种典型的非对称权力关系的模式，美印两国在疫情暴发后作出了不同的战略选择。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李云龙以《新冠疫情对中美在“印太”地区战略竞争力的影响》为题，提出了“疫缘政治”的新视角，认为新冠疫情在一定程度上使美国“印太战略”作用强化，并分析了中国的反应。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涂明辉以《相对实力预期与制度韧性：大国互动的行为逻辑及其路径选择》为题，通过四个案例对比，以相对实力预期和制度韧性作为解释变量，对大国的互通模式进行了对比研究。

第三分论坛以“区域安全与风险管控”为主题，分为上下两个半场。上半场由山东大学亚太研究所所长杨鲁慧教授主持，曲阜师范大学国别与区域研究中心主任李敦球教授担任评论人。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魏英杰副教授以《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的族群联邦制与国家建构——以埃塞俄比亚为例》为题，阐述了在埃塞俄比亚联邦制与国家建构关系中，精英与结构互动过程中的三条分析路径，以及由此造成的权力分配不均、扩大央地矛盾等问题，进而得出该国族群联邦制难以解决国内族群间问题的结论。

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南亚所副所长杨亚波副研究员以《莫迪的边境政策取向及实践》为题，从印度教民族主义、印人党执政纲领、边境治理、美国“印太战略”、印度边境建设、印度对我国的边境建设认知等七个方面对莫迪的边境政策进行了具体分析。

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李家成副教授以《拜登政府对朝政策的变与不变》为题，重点阐述了美国拜登政府具有延续性但与特朗普政府相区别的对朝政策，并提出在避免特朗普时期个人外交的同时，寻找新的解决办法以实现半岛无核化是拜登政府所面临的难题。

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高刚助理研究员以《印斯海洋划界及其对印斯渔业争端的影响研究》为题，对印度和斯里兰卡海洋划界问题进行了较为详实的历史回顾，指出印度中央政府、泰米尔纳德邦地方政府和斯里兰卡等三方所持有的不同立场，并说明了渔业争端难以解决的原因。

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王天禹以《代顿和平协定下的波黑妇女、和平与安全——从“消极和平”走向“积极和平”》为题，具体从三个阶段分析了波黑妇女的安全问题，提出将妇女和平与安全纳入到国家战略当中将弥补《代顿和平协定》中“性别盲”、妇女发展不足和代表性不足等问题。积极和平需要在政治、经济、法律上赋权妇女，并将性别问题在国家机制中主流化。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古力加马力·阿不力孜以《英国权力下放背景下的地区民族分离主义》为题，通过详细比较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四个地区的权力下放，指出英国权力下放正在加剧国内分离主义倾向。

第三分论坛下半场由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娜琳研究员担任主持人，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成汉平教授担任评论人。七位发言人都聚焦于“印太”。

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朱晶进副研究员以《美日印澳四边安全网络中的印度角色分析——关于涉藏南问题的研究》为题，结合当前中印关系的动向，对中印关系的未来走向作出预判并给出应对建议。中印关系总体可控，当前出现的波折主要是因为印度对中美印关系的误判。

广西民族大学中国—东盟海上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助理童淳以《“印太”稳定性研究》为题，通过回溯“印太”概念的发展历程，指出迄今虽未能形成统一的“印太”地理范围共识，但其中的利益攸关方是非常明晰的。“印太”概念的稳定性是足够的，但是其得到全面落实的可能性并不足，其发展态势可能是不平衡的。

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刘思伟副研究员以《美日印澳四边安全网络中的印度角色分析》为题，借用社会网络理论分析工具，解读了四边安全合作网络的构建与特征。她认为，目前四边安全合作网络密度在不断提升，网络结构中美国“中心性”最高，主导性明显，网络呈现“中心—边缘”结构，印度在四边安全合作网络中的实力不是最强一方，但因其高“异质性”而拥有特殊地位，备受其他三方重视。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李红梅助理研究员以《机构改革与决策过程：印度国家安全体系的变迁研究》为题，将印度国家安全机构改革分为四个阶段，包括从建立严格的文官治军机制，到有限的国家安全机构改革，以及国家安全机构建设逐渐机制化，最后是2014年至今的国家安全机构部门的重组与改革突破。她深入分析了这种演变背后的深层原因，并思考了印度安全决策机制改革对中印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皓讲师以《印度“印太”海上安全观建构、演变与前景的考察——基于认知分析的视角》为题，基于罗伯特·杰维斯的理论分析框架，探讨了印度的“印太”概念变迁。他认为，印度人的“印太”概念与美国的是不一样，这当中包含了印度的认知重构的过程，反映了地缘政治的变迁，未来印度对“印太”的理解与美国的差异会继续保持下去。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王金阳以《大国干预视域下的澳印尼安全合作：现状、困境与趋势》为题，指出澳大利亚和印尼两国顶层战略设计契合，且同属与美国安全合作紧密的国家，在AUKUS联盟对东南亚加速推进的前提下，两国不仅没有加强安全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反而在安全合作关系上呈反复、相对疏远的态势困境，其原因在于两国在战略目标和利益的认知差异，导致两国的自主安全合作困境将在一定时间段内始终延续。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范佳睿以《大国竞争与后冷战时代东南亚海洋安全复合体的演变》为题，指出以南海问题为代表的东南亚海洋安全状况在不断恶化，越来越多的国际和地区强国陆续参与到这一争论和博弈之中。她在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的视域下，梳理了全球权力结构与区域安全态势之间相互促进的因果关系，并提出了应对建议。

第四分论坛以“新兴领域安全与治理”为主题，分为上下两个半场。上半场由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院长夏立平教授主持，国防科技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马建光研究员担任评论人。

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助理黄日涵副教授以《利益集团、政党与美国的入境移民政策研究》为题，分析了美国入境移民政策的历史和现状，提出了影响移民政策的关键因素为政党博弈、利益集团分化和政治极化等。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系主任王翠文副教授以《区域一体化与边界安全管控：以美国与墨西哥边界管理再安全化为案例》为题，以美墨边界问题为具体案例，从边界安全的阶段性研究进展、美墨边界问题特殊性、区域一体化下美墨两国的“去边界化”进程、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墨边界的再边界化进程，集中探讨了区域一体化与边界风险管控的问题。

港珠澳大桥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四级警长赵琦睿以《自由与限制：移民安全的逻辑、困境与治理》为题，从“为什么移民是安全问题、什么因素影响了移民安全”等问题为起点，分析了从移民安全的三个方面——迁徙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对迁徙自由的限制、迁徙自由与限制的冲突与平衡，并从法治化结构框架的价值整合、体系化制度下的系统治理、过程性治理理念的层次防御、精细化防控机制下的秩序重建四个方面讨论了移民治理。

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副研究员刘芳明以《北极地区核安全治理：制度、挑战与路径》为题，分析了北极地区核安全治理的现有制度情况、面临的挑战及应对路径，指出核武器危害是影响北极地区安全的一个重要问题，国家之间的不信任与分歧、治理制度层面的缺失对解决这一问题构成了挑战。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姜胤安助理研究员以《拜登政府北极政策前瞻》为题，结合大国博弈的背景，通过分析拜登政府对北极地区的诉求、美国国内国际的制约因素、影响与展望等三个方面对拜登政府的北极政策进行了前瞻，认为拜登政府上台将对北极治理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但长期来看，其任内不可能根本改变北极治理当前的基本态势，在个别领域甚至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研究员王婉潞以《南极安全治理：历史演进、现实挑战与中国应对》为题，分析了历史演进中南极地区的“安全困境”与南极领土主权争端、南极军事化、南极核扩散三个问题及预防式治理、回应式治理、滞后式治理三个阶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南极地区现存的公域“私域化”倾向显著、既有南极安全机制局限、南极治理价值理念的矛盾等问题，并有提出中国在南极安全治理方面的应有举措。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讲师王思丹以《联合国气候安全化与去安全化的话语竞争》为题，认为气候安全理念在安理会呈现上升趋势，指出气候安全化的参照对象向多领域、多产业和多方向扩展，阐述了各个国家及国家集团在联合国安理会这一平台上就气候安全化与去安全化所进行的话语竞争，并提出了中国参与联合国气候话语竞争的方式。

第四分论坛下半场由河南师范大学世界和平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席来旺教授主持，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学院李渤教授担任评论人。

山东大学亚太研究所副所长赵屿佳教授以《全球数据流动秩序的建立：国家与市场的政治经济逻辑》为题，通过比较东亚、欧美十八个主要国家的跨国数据流动与数据管制政策，得出结论：跨境数据自由流动极大地挑战了国民金融领域的结构性权力分布，使结构性权力被市场信息掌控者获得，进而限制国家的自由决策能力。数据流动在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可能损坏国家安全。主权国家应建立多边数据合作机制，进行跨国家跨政府的数据管理合作，以保障数据安全。

西安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周意岷副教授以《人工智能武器对混合战争的影响及应对》为题，认为造成2006年以色列—真主党冲突与2021年以色列—哈马斯冲突结果差异的主要因素是人工智能武器应用。人工智能在现代混合战争中体现出包括人力资源替代、信息精准识别和多线操作等三大职能。人工智能的运用使技术大国获得命令变化、控制议程、确定偏好三种关系性权力，这可能加剧各国在技术领域的竞争以及国际关系的不平衡发展。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袁莎助理研究员以《总体国家安全视阈下的虚假信息研究》为题，认为虚假信息成为数字时代又一非传统安全挑战，当前国际关系学界对于虚假信息治理的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系统性、理论性不足，且充斥着西方中心主义。新冠肺炎背景下，虚假信息对国家网络安全、信息安全乃至总体安全构成严峻挑战，应立法管理虚假信息，积极参与全球虚假信息治理，共同构建全球虚假信息甄别机制，以更好化解这一安全风险。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博士后王蕾以《“自上而下”的规范制定与网络空间国际规范的生成》为题，认为在国家层面，以网络武器军备限制为核心的网络安全规范议程往往被边缘化和忽视。信息通信技术企业及非政府组织开始积极参与到规范制定的进程中，它们超越国家间地缘政治博弈范畴，推动实现“自下而上”的网络安全规范倡议，使得政府间组织在规范制定进程中进行有限度的向下容纳。“自下而上”的规范制定实践在给政府外部压力的同时，还可能通过企业及非政府组织与部分国家的合作，转化为国家间的分歧与竞争，使国家间政治博弈态势更加复杂。

西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项目办主任李韬以《联合国维和行动与文化遗产安全保护》为题，指出武装冲突严重威胁和危害文化遗产安全，从1954年《海牙公约》签署、颁布到2017年安理会2047号决议成立“All4Heritages/全球为文保（维和）别动队”，联合国及相关机构通过维和行动和缉私行动，开展旨在以建设和平为终极目标的文保行动。在从维和向建和的过渡中，维和文保行动是眼下和未来值得深入研究和践行的新领域，并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工具和抓手。

上海政法学院丁伊助理研究员以《论〈禁止核武器条约〉：理论与现实困境》为题，使用文本分析与现实分析结合的研究方法，展示了《禁止核武器条约》的出台过程和核心内容，指出了《禁止核武器条约》的理论困境和现实困境，认为该条约所确立的禁核规范面临退化甚至颠覆的风险，条约对核威慑重要性的全盘否定也会遭致拥核国家的抵制。《禁止核武器条约》应回归分步骤、渐进式的核裁军路线上来，并在提供安全保证、区分禁核情形、建立核查机构、加强与当前机制兼容等方面进行完善。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张喆以《“一带一路”沿线海外重大项目投资的地缘环境风险空间识别及其分异规律研究》为题，指出当前我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遇与风险并存，识别并管理风险对确保重大项目投资的顺利实施尤为重要。运用地缘环境风险评估模型，识别评估了“一带一路”沿线海外重大项目投资的地缘环境风险逐年下降，总体处于中低风险，并在探求其时空分异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度选题研讨会也作为会议第五分论坛通过线上方式举行。选题研讨会由国际关系学院科研管理处朴锋春副处长主持。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吴志成教授，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蔡翠红教授，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研究员、四川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陈长宁，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董春岭副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黄大慧教授，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青年副研究员江天骄，外交学院外交学系雷建锋副教授，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务副院长李志强教授，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刘雪莲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党委书记兼所长倪峰研究员，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委员会主席、中国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邱永辉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区域国别数据科学实验室主任王凯，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魏志江教授，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处处长李文良教授，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学院杨华锋教授等专家先后发言，对《国际安全研究》刊物发展及2022年重点选题方向发表了意见。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安全研究》主编谭秀英编审主持会议总结环节。国际关系学院陈瑾讲师，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丁忠毅教授、肖健美副研究员、修光敏副研究员、苏楠助理研究员、刘青尧助理研究员分别对分论坛研讨情况进行了总结汇报。

会议闭幕式由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务副院长李志强教授主持。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陶坚教授在闭幕式上讲话。他对会议取得圆满成功表示祝贺，对各位专家拨冗参会并分享真知灼见表示感谢，希望通过此次会议推动国际关系学界紧密合作，促进国际安全研究取得更高水平研究成果，并推动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