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8 - 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第4期

后“伊斯兰国”时期恐怖意识形态蔓延：一个新的讨论框架

来行为。国际社会需要认识到，当前反恐战争所面对的是这样一个“战败者”，它可
能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失败，在扩大其基本怀旧式叙事、赋予战败以合法性的同时，还
将通过“全球恐怖商标”下的“特许经营”模式，将一种“暴力即思想”的恐怖思想

内核进一步扩散并升级。深层次而言，本文尝试提出并验证一个新的讨论框架，较为
全面地将既有的“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乃至其他恐怖组织的当前表现和未来发
展背后的理性选择逻辑纳入讨论，对于一些热点的议题，比如海外恐怖战士的回流、

网络恐怖主义、“独狼”恐怖主义、车辆恐怖主义等形成有效的解释。基于使用“后
基地”时代发展历程的初步验证，国际社会当前打击“伊斯兰国”的战争，可能刚刚

到一个需要进行“中期评估”的时候，远没有结束。
敌人是谁？什么才是战胜敌人的标准？这两个问题应该是所有反恐研究和相关考

察评估最开始就要厘清、但也是最难回答的。反恐需要在对于主客体及其调整与变化
有非常明确的认知的前提之下，才能“合法性”地讨论反击的问题，但坦率而言，这
一点却至今没有哪个国家或哪个反恐项目宣称自己已经完全做到。而对于这场针对全

人类公敌“伊斯兰国”的战争胜利与否至今难以言清，也依然是反恐一直悬而未决的
“敌人”的问题。反恐无可避免是事件驱动的，“敌人是谁”的问题往往会让位于更
加急迫的“眼下怎么办”——这个从欧洲三个阶段反恐的政策表现可以很清晰地看到，
但是要做到更准确灵活，就需要相关决策者和研究者在关注事件发展的同时，关注深

层次的变化，特别是攸关政策“敌人”的变化。这种关于“敌人”变化的预判，可能
是所谓后“伊斯兰国”给相关决策者和研究者提出的最大挑战。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强调意识形态对行为的型塑力量，并不是否认其他因素的作

用。一方面，仅仅是萨拉菲主义与吉哈德主义并不会促使人们加入“伊斯兰国”或助
长极端主义。相反，这两派思想中均含有一些防御措施，甚至可能防止“伊斯兰国”
所采取的那种极端主义出现。另一方面，政治或者道德上的激愤之情也不足以令人们
投入“伊斯兰国”的怀抱，一个政治压迫、治理失灵、宗派纷争的环境是该组织得以

兴起必需的“恐怖环境”（milieu），然而，类似的政治环境也常常会促使人们加入观
点更加温和的反叛组织。为什么相似的人会作出不同的选择？为什么不同的人会作出
相似的选择？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学术努力。但不可否认的是，“伊

斯兰国”作为一个恐怖组织，它的宣传与动员有一些核心教条，这些教条在很大程度
上塑造了“伊斯兰国”作为恐怖组织的意识形态，也在很大程度上规范了后“伊斯兰
国”时期该组织的思想残留与使用方式——我们是在这个狭窄的意义与面向上讨论极
端意识形态的作用，并使用极端意识形态的叙事框架进行一些深层次的考察。

· 1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