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3 - 《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3期

2020 年第 3 期

束力承诺的过程，该过程通过寻找让双方都能接受的均衡方案，来导向合作行为。
所谓信号均衡是指，安抚方认为自己作出了最大诚意展示可信度，受抚方感受到自
己的利益被对方尊重和考虑，而且未来风险已经控制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这

①
时双方都对互动关系感到满意。外交的本质是一种信息沟通与意图识别的过程。
小国倾向于采取讨价还价策略测试对方的意图与决心，反复要价、出价、拒绝、接
受的过程，其实是一种沟通和互动过程。这个过程中释放的各种信号可以显示双方

②
在实质性问题上的分歧程度以及缺乏信任的程度。
其次，采取社会化策略，以规范约束大国。建构主义认为互动实践有助于规范
③
性劝说和塑造身份认同， 社会化是建构主义理论的核心，国家对外交往常常运用
规劝、责戒、诱惑和社会压力模式迫使国家改变其集体思想或行为。自20世纪90

年代中期后，中国作为东盟更主动的参与者，逐渐在东南亚国家提出的非正式原则
中被社会化，这种社会化命题有时被称为“约束性参与”。在双方物质性实力差距
显著情况下，小国采取社会化策略将大国转化为对话伙伴，可以依靠合法性与道义

④
的力量约束大国，以降低小国的安全焦虑。 长期以来，东盟引领东亚地区合作的
模式被称为“小马拉大车”，实际上东盟并没有能力“拉”大车，而是在“引”大
车。这里的“引”就是社会化引导。
再次，对冲成为小国规避风险的策略。在长期的对外交往实践中，东盟国家认

识到，只有发挥中小国家的“智慧”，巧妙实施对冲战略，才能最大限度维护自身
的安全与繁荣。中国崛起的意图是不确定的，在应答中国的邀请之前，东南亚国家
会在制衡与追随之间摇摆。为了避免自己陷入进退两难境地，东南亚国家普遍进行

风险对冲。对冲战略是所有国家面临战略不确定性时，为减少战略风险、扩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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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度、确保战略选项多元化以及塑造对手偏好而采用的理性保险策略。 在一个

① Brian C. Rathbun, Diplomacy’s Value: Creating Security in 1920s Europe and the
Contemporary Middle Eas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32.
② [美] 戈登•克雷格、[美] 亚历山大•乔治：《武力与治国方略——我们时代的外交问题》，
时殷弘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91 页。
③ 参见 Alastair Iain Johnston, Social State: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80-200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④ 秦亚青：《行动的逻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知识转向”的意义》，载《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12期，第189页；魏玲：《第二轨道进程：清谈、非正式网络与社会化——以东亚思想
库网络为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2期，第29页。
⑤ 王栋：《国际关系中的对冲行为研究——以亚太国家为例》，载《世界政治与经济》2018
年第 10 期，第 39-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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