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4 - 《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3期

安全焦虑、信号传递与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战略安抚

易变的战略环境下，模糊策略是相对有利的。东南亚国家普遍采取的“对冲”策略
就是将自己的反应模糊化，给中国展示更多诚意的压力，这也成为甄别中国安抚可
①
信度的重要方式。
最后，以制度制衡，将第三方力量引入进来，把制度平台作为识别对方意图的
探测器。为了防止“披着羊皮的狼”混入羊群之中， 小国会利用国际组织和国际机
②
制来增强自己与崛起国讨价还价的能力。 制度本身不仅可以成为信号传递方的意
图展示手段，也是信号接收方的意图识别平台。冷战后，东南亚国家积极组建相互
嵌套与重叠的东亚机制网络，既加大了与中国合作的空间，又将崛起中国制衡在各
种制度之网中，让第三方制度压迫崛起国信守诺言。在制度建设方面，小行为体主
导的国际制度基本上是采取“弱制度化”方式，即注重协商合作，容留灵活度，保

证舒适性。以制度为武器，东南亚国家可以在与中国博弈时展现出比自身物质实力
③
更广泛的影响力。
（二）东南亚国家的认知评估

信号理解具有主体间性，中国外交安抚信号的效力如何，最终取决于东南亚国
家的主观认知。一体两面的信号互动，需要完整的信号分析逻辑链条，即将信号传
递与信号甄别的逻辑统一起来。本文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睦邻安抚信号何以有效，除
了集中阐述中国安抚信号的逻辑及其效力外，也需要对东南亚国家的认知反馈进行

评析。
第一，东南亚国家整体上对中国睦邻话语持观望态度，对中国形象认知失衡。
东南亚国家中，柬埔寨和泰国的民间对中国评价较为积极，中国在两国的经济软实

力、文化软实力、外交软实力和政治软实力均排在第一，体现出“中柬一家亲”“中

① Cheng⁃Chwee Kuik, “How Do Weaker States Hedge? Unpacking ASEAN States’ Alignment
Behavior Towards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5, No. 100, 2016, p. 502;
Cheng⁃Chwee Kuik, “The China Factor in the U.S. ‘Reengagement’ with Southeast Asia: Drivers and
Limits of Converged Hedging,” Asian Politics & Policy, Vol. 4, No. 3, 2012, p. 316; Cheng⁃Chwee
Kuik, “Malaysia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hat do Weaker States Hedge Against?” Asian
Politics & Policy, Vol. 8, No. 1, 2012, pp. 155-177; Cheng⁃Chwee Kuik, “The Essence of Hedging:
Malaysia and Singapore’s Response to a Rising Chin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30, No. 2,
2008, pp. 159-185.
② Christina J. Schneider, “Weak States and Institutionalized Bargaining Power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5, No. 2, 2011, pp. 331-355.
③ 魏玲：《小行为体与国际制度——亚信会议、东盟地区论坛与亚洲安全》，载《世界经
济与政治》2014年第5期，第85-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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