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 - 《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1期

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的国家安全治理：应用范式、风险识别与路径选择

与进化本身就可能模糊战争与冲突的界限，而人工智能军事化应用图景的不明确则
①
将进一步深化这一不确定性。 此外，现有的军备控制体系与国际裁军协议并未将
②
人工智能军事化应用涵盖在内，并且各方也尚未就这一议题形成广泛的共识。 因
此，人工智能军事化应用所存在的全域式特性以及对非常规军事行动的支撑作用将
加剧国家在这一领域内的竞争，并且全球性规制的缺失还可能导致人工智能军事化
应用出现无序竞争的格局。

第二，从冲突成本来看，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不仅能够实现作战效率的全方
位提高，并且还能够以无人化的作战形式来降低可能造成的伤亡。针对这一点，美
国学者迈克尔·迈耶（Michael Mayer）认为，新型无人武器发展带来的影响不仅限
于提供了可升级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更为关键的是使用这种武器将会避免对己方

③
作战人员带来伤亡的风险。 这样来看，人工智能的介入将显著地降低损益、周期、
规模以及性质等诸多因素在内的预期成本对于战争决断及其进程的限制，尤其是原
有制衡战争的两大主要因素——军事成本与国内政治代价——在一定程度上被削

④
弱了（甚至消失）。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军事化应用所带来效用的提高也可能导
致国家更倾向于使用这一技术。乔治梅森大学教授杰瑞米·拉布金（Jeremy Rabkin）
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约翰·柳（John Yoo）认为，在动用大规模的军事响应
过于严重的情况下，各国便可能会更加频繁采取人工智能等作战效能更高和战争成

⑤
本更低的新技术来达到目标。 可见，尽管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带来了一系列战
略收益，但也降低了战争的门槛及其负面效应，进而在技术层面刺激各行为主体趋
⑥
向于选择冲突与对抗。
第三，从核威慑体系来看，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可能对这一建立在“确保相互
摧毁”原则基础上的体系造成巨大的冲击。实际上，国际行为体间的战略互动往往

① 王逸舟：《全球主义视野下的国家安全研究》，载《国际政治研究》2015 年第 4 期，第
103 页。
② 冯玉军、陈宇：《大国竞逐新军事革命与国际安全体系的未来》，载《现代国际关系》
2018 年第 12 期，第 12-20 页。
③ Michael Mayer, “The New Killer Drones: Understanding 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Next-Generation Unmanned Combat Aerial Vehicl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1, No. 4, 2015, p. 767.
④ Andrea Gilli and Mauro Gilli, “The Diffusion of Drone Warfare? Industrial, Organizational
and Infrastructural Constraints,” Security Studies, Vol. 25, No. 1, 2016, pp. 76-77.
⑤ Jeremy Rabkin and John Yoo, Striking Power: How Cyber, Robots, and Space Weapons
Change the Rules for War, New York: Encounter Books Press, 2017, pp. 3-5.
⑥ 徐能武、葛鸿昌：《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及军控思考》，载《现代国际关系》2018 年第
7 期，第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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