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7 - 《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1期

2020 年第 1 期

技术弱国则将参与由技术强国所构建的技术秩序。因此，技术弱国对技术强国就形
成了新的技术性依附。然而，人工智能作为一项集成式的平台性技术，本身就涉及
算力、数据与算法等多方面的技术，这就使得各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本身就带

有全域式竞争的趋向。在这一依附关系下，这一全域式竞争的趋向就从技术强国之
间的局部竞争扩大为全球性的竞争，即个别技术强国的主观竞争意愿将体现为国家
之间的技术竞争现实。而这种格局一旦形成，就极易导致各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

争超出正常的范畴，甚至可能引发各国采取诸如技术封锁、技术对抗等更为激进的
①
技术发展策略。 然而，过度竞争就会导致人工智能的发展出现更为无序的状态，
尤其是技术割裂所造成技术生态的封闭与失序就极易诱发一系列的新生技术风险。
例如，不同的人工智能系统本身就存在着兼容性的问题，并且这些系统之间安全防

护协议的差异也可能导致出现一定的安全漏洞。而在技术对抗或者封锁的状态下，
②
各国就难以通过合作来共同解决这些问题。
（三）人工智能将导致使资本获得“超级权力”

在技术发展和治理需求的推动下，市场中的结构性权力往往会出现持续性的扩张。
在人工智能时代，尽管政府仍将具备一定的数据资源优势，但是治理难度的增加及技
术应用的不充分也可能导致政府不得不将部分的治理权力让渡给科技巨头企业。正如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所言，人工

智能技术的复杂性以及科技企业的优势将导致后者在相关技术治理准则的制定中拥有
③
相当大的话语权。 科技巨头企业也将凭借自身在人工智能技术以及产品供应上的重
要作用，获得相应的社会治理权力与能力。因此，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将强化资本

权力的垄断地位，其中科技巨头企业极有可能成为新型的权力中枢。
目前来看，多数重要的人工智能领域的突破性成果都是出自 Alphabet、IBM、微
软、亚马逊和苹果等科技巨头企业所支持的研究平台，并且这些巨头企业也通过收购
与兼并来强化自己在人工智能技术生态的战略优势。例如，根据 CB Insights 的统计，

上述所提及的科技巨头企业在过去的 17 年内分别收购了诸如深度思考（DeepMind）、

① Brad Allenby, “Emerging Technologies and the Future of Humanity,”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Vol. 71, No. 6, 2015, pp. 29-38.
② Kareem Ayoub and Kenneth Payne, “Strategy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39, No. 6, 2016, pp. 793-819.
③ Ian Sample, “Joseph Stiglitz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e’re Going towards a More Divided
Society’,” The Guardian, September 10, 2018,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8/sep/08/
joseph-stiglitz-on-artificial-intelligence-were-going-towards-a-more-divided-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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