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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者的失望”与“革命联盟”内部分裂

①
严重时，利用制度本身的韧性最终实现妥协，从而实现过渡。 总之，本文在微观
层面上发现的民主支持度在埃及和突尼斯两个案例中的差异，也与这两个案例在宏
观政治进程中的发展相吻合。

其次，在经济社会地位问题上，在埃及，这一变量并没有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影
响，反映出埃及的受访者的个人经济高低与参与者的失望之间并没有明显关系。这
表明埃及的“革命联盟”内部分裂并不是以经济冲突作为主要矛盾，这也间接说明
了埃及“革命联盟”内部的分裂呈现出更为政治化的特点。但在突尼斯，这一变量

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联系，也体现了与研究假设相匹配的预期，这体现在突尼斯“革
命联盟”的崩溃与当时政治运动胜利后人民基本经济与物质生活的改善上。这一点
在更为宏观的讨论中也得到了体现，从既有研究中可以发现，在突尼斯案例中，存
在着非常强有力的工会体系，从而使得在该国与劳工和经济权益有关的议题成为运
②
动后政治博弈的焦点问题。
最后，在政治伊斯兰方面上，埃及和突尼斯虽然都出现了与政治伊斯兰支持度
高度相关的“革命”失望情绪，并且都呈现出支持政治伊斯兰的参与者更满意当前
的政治形势发展，而反对政治伊斯兰的参与者对运动结果表示失望的情况。但在两

个案例中，影响“革命失望”的政治伊斯兰维度并不相同。在埃及，影响“革命失
望”的主要政治伊斯兰维度是涉及伊斯兰参与国家政权的政权伊斯兰；在突尼斯，
则是政党伊斯兰和政策伊斯兰这两个维度。这种差异性响应了本文对于政治伊斯兰
的内部分类，也即不同维度的政治伊斯兰对参与者的失望影响并不相同，可能存在

多种不同的政治伊斯兰与世俗冲突。在埃及，政治伊斯兰的冲突出现在政权伊斯兰
的层面，说明当时政治伊斯兰的冲突议题在于国家根本制度的伊斯兰化问题，而如
果将此变量与埃及在民主制度上的系数结合起来，可发现埃及的政治伊斯兰冲突呈
现出明显的政权争夺的特点，是一批希望激进改革国家制度并且希望垄断权力的政

治伊斯兰支持者与其他支持多元政治、反对权力垄断参与者的矛盾。这一矛盾特点
与当时埃及的政治形势也非常吻合。穆斯林兄弟会在 2013 年初开始的强行推动伊

① 阿尔弗雷德·斯特潘（Alfred Stepan）认为突尼斯的制度可以帮助实现伊斯兰与国家的
双向妥协，从而可以帮助其渡过政治危机。参见 Alfred Stepan, “Tunisia’s Transition and the Twin
Toleration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3, No. 2 (April 2012), pp. 89-103。曾向红认为，突尼斯所
坚持的议会–修宪等的路径，相比埃及的先总统后修宪路径更为灵活和民主，从而可以促使其实
现妥协。参见曾向红、陈亚洲：《政治妥协与突尼斯的和平政治过渡——基于对突尼斯“伊斯兰
复兴运动”的考察》，载《外交评论》2016 年第 2 期，第 60-81 页。
② James Allinson, “Class Forces, Transition and the Arab Uprisings: A Comparison of Tunisia,
Egypt and Syria,” Democratization, Vol. 22, No. 2 (February 2015), pp. 294-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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