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8 - 《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3期

生物多样性议题安全建构的碎片化

七 结论

生物多样性四个层面的安全化凸显了安全化阶段的不一致性，也各自呈现分散
性。大体有三个因素可以解释这一现象。第一，生物多样性保护缺乏明确的安全认
知，治理对象范围包括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资源。保护范畴的广泛性

决定了生物多样性安全化参照对象的多元化。第二，生物多样性治理目标缺乏统一
的、可衡量的、可执行的政策框架。缺乏具体可操作目标会导致安全构建的碎片化，
从而难以达成共同的安全认知。第三，谈判层面在尚未明确和细化治理目标范畴的
情况下进入安全化讨论阶段，导致多元的谈判主题分化了安全参照对象的整体性。

由于前述的问题复杂性和治理系统性，各缔约方和非国家行为体在不同方向和领域
推动生物多样性议题的安全化。
潜在的改善路径是首先寻求生物多样性的整体目标和共同行动方向。各缔约方

的首要任务是在资金机制、资源动员、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保护区、主流化
等议题上取得共识。“后 2020 年”生物多样性治理框架应在务实层面达成共识，
优先梳理和建立具体明确的、可执行的、可衡量的、可操作的治理目标和框架，避
免某一领域的安全化导致其他议题的边缘化。在国家层面，各缔约方可以根据自身

国情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策地位，通过国内安全化全面提升保护和治理的力
度。但是，各缔约方需要避免内部安全化进程的过度溢出效应，降低竞争性安全观
念的建构，尽力实现全球整体安全认知。

中国是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5 次缔约方大会的东道主，有责任整
合各方关切，达成合理政策和目标安排，实现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提升。一方
面，中国继续坚持发展中国家的自身定位，不仅符合当前中国的发展阶段，也符
合中国的整体利益；另一方面，全球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也为中国在全球环境治

理领域的地位提升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与全球生物多样
性治理要实现相向而行，从理性和客观视角看待生物多样性安全化的优势和去安
全化的必要性。

【来稿日期：2020-02-10】
【修回日期：2020-03-03】
【责任编辑：齐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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