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8 - 《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5期

论公共卫生的“安全化”与“去安全化”

可能出现“安全化欠缺”的情况。“有限安全化”模式能够更好地兼顾“安全”与

“经济”利益，保障“安全”利益相关者都“在场”。但是，在“有限安全化”模
式中，由于“安全化”的进程受到了限制，“安全化”施动者不一定能切实掌控潜
在的传染风险，这就加大了施动者对疫情的发展趋势出现误判的可能性。如果“安

全化”的受众自律行为进一步懈怠的话，则不利于疫情的彻底控制，从而导致疫情
治理付出更多的成本代价。
从理论上看，治理新冠肺炎疫情为典型的大规模传染性疾病防控行动，不论是
实行“完全安全化”，还是“有限安全化”，各有其利弊得失，不可一概而论，应

该互相借鉴。“完全安全化”具有其特有的优势，有助于迅速地遏制疫情的扩散，
但客观上也更容易导致“安全化”的困境，使各国面临在保障国民生命健康安全时，
必须平衡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在管控本国疫情时，由于“封城”

“封国”等举措，也有可能使国际社会共同抗疫的人员、海外公民和物资等流动受
到阻滞。而“有限安全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疫情应对与保障正常社会生
活以及经济发展的矛盾，但不能够迅速、强有力地控制疫情的蔓延和扩散。尽管如
此，在实践上，中日两国的抗疫模式均以其特殊的国情和社会条件为基础，以“武

汉模式”与“仙台模式”为基本特征所形成的“东亚模式”，对国际社会抗击疫情、
防止大规模传染性疾病的扩散无疑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来稿日期：2020-05-15】

【修回日期：2020-07-20】
【责任编辑：李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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