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7 - 《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5期

2020 年第 5 期

限制外出，向公众传达一种“只要每一个人都自觉减少人际交往和接触，疫情就能
逐步得到控制”的信念。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有限安全化”要求“安全化”与“去

安全化”同时在场，其对疫情蔓延的阻断效果自然就会存在不彻底性。因此，这种
模式不仅要求“安全化”施动者对疫情威胁的判断准确，还要求施动者把握好“安
全化”与“去安全化”的平衡，实际上更加考验施动者面对疫情发展的应变能力。

最后，相比“完全安全化”，在“有限安全化”模式下，虽然所有利益相关者
都在场，但“安全化”的受众在“安全化”的进程中发挥着更为关键的主体作用。
由于“有限安全化”要求“安全化”与“去安全化”同时在场，“安全化”的进程
就会受到限制。这意味着最高领导人的时间和精力以及一些资源和资金难以迅速集

中投入到疫情防控的工作中，这就要求“安全化”的受众发挥更加积极的主体作用。
在日本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安倍政府作为“安全化”的施动者，主要发挥
了指导性的作用，各地方自治体在因地制宜制定具体的抗疫对策方面有较大的自主

性，日本国民的自律和自觉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有限安全化”模
式下，一旦政府首脑对疫情威胁强度及其蔓延性的判断失误，作为“安全化”受众
的主体即日本国民的自律行为懈怠，则极易造成疫情的反弹和蔓延。6 月底日本疫
情出现反弹以来即是如此。因此，在“仙台模式”下，一方面，“安全化”的施动

者需要做出准确的抗疫指导；另一方面，“安全化”的受众在具体的抗疫实践中也
发挥着更为关键的主体作用。

五 结语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世界各国都面临着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保障
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艰巨挑战。新冠肺炎属于呼吸道传染病，其传染源主要

是确诊患者、疑似患者或无症状感染者，其传播扩散与人口流动密切相关。随着全
球疫情形势的日益严峻，许多国家相继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安全化”措施抗击疫情，
其中以封城为代表的“完全安全化”举措能够较为迅速地通过管制人口流动来遏制

传染的蔓延，先后被不少国家采用。但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安全化”的过程中，
在采取封城、封国之类的严格的人口流动管制措施的同时，还必须防止“过度安全
化”，并解决由此衍生的所谓“沉默的安全”问题。但是，由于大规模传染性疾病

的突发性、蔓延性和威胁来源不明等特性，任何国家对其传播轨迹的追踪、扩散趋
势的预测，不一定能保证迅速和准确加以应对，并采取“安全化”措施，因而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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