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0 - 201804

公共物品供给与国内冲突的复发

高是教育投资增加的结果，但它首先提高了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在大约七年之
后，这种投资才会兑现其和平红利。中学入学率与婴儿死亡率和医疗服务（千人
外科医生数）都是社会福利物品。它们之间根本的区别在于教育不仅传授技术，

而且灌输规范、观念和文化，而医疗类服务只是医治人的身体。治疗可以立竿见
影，或者在短期内发挥积极作用，但不能从认识和观念上解决公众对政府的敌
意。相反，观念的改造在最开始可能令人反感，但只要假以时日，就会产生期待

的效果。正是通过普及教育，普鲁士才在短短两代人的时间里把对原本满怀敌意
①
的农民改造成忠诚于国家的士兵。
表 4 的前两列报告了公共物品的实质性影响，所选择的两个技术指标是比率
变化（odd change）和边际效果（marginal effect）。复发模型和发生模型的一个

明显区别是比率变化和边际效果在发生模型中要强得多。例如，正在进行的一场
国内冲突会让冲突复发的比率增加 15.7%，边际效果为 0.14。那些时间敏感因素
的长期实质性效果，比如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比短期效果要低得多。例如，在

复发模型中，政治参与每增加一个单位，短期内冲突复发的比率上升 12.3%，但
长期则是-1.5%。
在五个控制变量中，以军事开支来度量的国家能力并不是显著的影响因素。
换言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到了冲突即将复发的时候，政府镇压的威胁

是无效的。一方面，虽然这个关系只在 13 个模型中的 6 个中起显著作用，但前一
轮冲突持续的天数无一例外地提高了和平的概率。这些发现支持了这样的一种观
②
点，那就是长期的冲突会耗尽物质和人力资源。 另一方面，和平协议只在一个
模型中显著地作用于冲突复发，而且其方向还与期待相反。此外，在 9 个模型
中，战斗死亡人数和决定性的胜利显著地影响和平持续的时间，而且这种影响是
非线性的，两者都是首先增加风险，然后再降低；在其中的 4 个模型中，它们的
影响则既不显著，也非线性。

① Keith Darden and Harris Mylonas, “The Promethean Dilemma: Third-Party Nation-Building in
Occupied Territories,” Ethnopolitics, Vol. 11, No. 1 (October 2011), pp. 1-9.
② Barbara Walter, “Does Conflict Beget Conflict? Explaining Recurring Civil War,”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1, No.3 (May 2004), pp. 371-388; J. M. Quinn, David Mason and Mehmet
Gurses, “Sustaining the Peace: Determinants of Civil War Recurrence,”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33, No. 2 (January 2002), pp. 167-193.
· 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