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8 - 《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1期

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的国家安全治理：应用范式、风险识别与路径选择

业监管和公共治理等在内的成体系化的法律和规范，增强技术风险决策和立法的
针对性与可操作性，并适当扩大特定部门机构权力，使其能够更为充分地对人工
智能技术进行监管。同时，明确设计者、使用者、监管者之间的权责关系，形成“行

为——主体——归责”的归责体系，并将技术应用的公共安全纳入现有的监管框架，
①
减少因责任不明确所导致的“追责缺口”的机制问题。 此外，也应搭建起连接“行
动者网络”和“利益相关者”讨论与合作的新平台，鼓励各级政府与学术机构、非

营利组织和私营部门开展广泛对话和持续合作，努力创造一个政府、技术专家、公
众等多元一体化的治理决策参与机制，应当减少政策制定者、执行者与技术研发群
②
体间的信息不对称，提高相关部门判别和应对人工智能技术风险的能力。
（五）加强全球合作以提升技术风险管控的效能

国家安全治理本身与全球安全治理之间存在高度的关联性，而且国际组织、非
政府组织、企业、社会团体等多元主体也对治理过程、议题和效能发挥着重要的影
③
响。 目前来看，人工智能的国际规则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或机构来推动制
④
定，这意味着从全球层面整体考虑的全球性人工智能治理机制是缺位的。 同时，
全球主要国家对于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与应用的具体规则仍未形成统一的共识，各国
在人工智能部署原则及发展程度上存在的差异还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非理性竞争。
此外，在当前全球贸易关系相对紧张的局势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正逐步加大

人工智能军事化应用的研发力度，还以国家安全为由来限制人工智能技术在全球范
围内的推广与共享。然而，尽管当前各国在人工智能技术上的竞争日趋激烈，但这
不应被视为一场“零和博弈”。全球科技的进步本身需要各国的参与，而技术风险

的防范更是需要各国的合作。对此，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员瑞安·哈斯（Ryan
Hass）和扎克·巴林（Zach Balin）认为，尽管人工智能技术对国际关系造成巨大
⑤
的压力，但同时也将为各国提供潜在的合作机会。 有鉴于此，应对人工智能可能

① Bernd Stahl and David Wright, “Ethics and Privacy in AI and Big Data: Implementing
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IEEE Security & Privacy, Vol. 16, No. 3, 2018, p. 30.
② 庞金友：《AI 治理：人工智能时代的秩序困境与治理原则》，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8 年第 10 期，第 16 页。
③ 蔡拓、杨雪冬、吴志成：《全球治理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2 页。
④ 高奇琦：《全球善智与全球合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未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9 年第 7 期，第 20 页。
⑤ Ryan Hass and Zach Balin,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January
10, 2019, Brookings,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us-china-relations-in-the-age-of-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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