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0 - 《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2期

安倍治下的日本对华政策：从战略制衡到战术避险

而忽略对整体研究对象的把握，忽视历史细节中可能呈现出的具有理论意义的普遍
①
性。 对此，美国国际关系学者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L. George）曾提出一个
折中的研究方法，即以国际关系学的理论框架为出发点，同时在分析过程中兼顾对

②
背景因素的系统考察，以完善对研究对象的全面把握。 本文将遵循这一方法论上
的折中处理，运用国际关系学中新现实主义的理论，同时结合日本特有的历史背景
和国别特征，总结和分析第二次安倍内阁治下的日本对华外交的特征和变化。

在国际关系学学科的文献中，中小国家如何应对崛起国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
题。新现实主义理论领军学者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认为，国际体
系中物质权力结构的变化是决定国家对外行为的重要因素。根据这一理论，当一个
国家遇到外来威胁时可保有数个战略选项，包括“制衡”（Balancing）、“追随”

（Bandwagoning）和“推诿”（Buck-passing）等。“制衡”是通过对外结盟和强化
自身军事力量来达到均势，以抬高假想敌国入侵本国的成本。“追随”是向对方表
示屈服及接受其支配和指挥。“推诿”是国家通过与另一个强权的结盟来把应对威

③
胁的安全防卫责任推卸给同盟国。 在“制衡”的概念中，包括了“内部制衡”
（Internal Balancing）和“外部制衡”（External Balancing）两种形式。“内部制衡”
是通过加强自身军事防卫能力来提高敌国入侵本国的成本。“外部制衡”是通过与
第三国缔结同盟关系来遏制敌国可能的入侵。

与以上新现实主义学派讨论的各种战略不同，“避险”（Hedging）战略在冷
战时期的国际关系研究文献中并没有得到系统性的研究。这个概念原本来自投资领

① 有关历史学者和国际关系学者不同分析角度的方法论讨论，参见 Robert Jervis,
“International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hy Are They Studied Differently?” in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eds., Bridges and Boundaries: Historians, Political Scientists,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1, pp. 385-402。日本学界也曾就
历史学者和社会科学学者在方法论上的异同有过深入讨论。参见保城広至：『歴史から理論を創
造する方法：社会科学と歴史学を統合する』、東京：勁草書房，2015。保城尤其总结了历史学
者和社会科学学者的方法论差异，并提到了两者对于解读方法的不同理解。
② 有关社会科学方法论案例研究法的设计以及折中现实和理论之间差异的讨论，参见
Alexander L. George and Andrew Bennett, 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4。亚历山大·乔治教授提出了“集中且组织化的比较研究方法”
（Structural, Focused Comparison），试图弥补现存国际关系理论对现实历史个案的解释力不足的
弊端。有关“西方中心论”问题的国际关系理论的讨论，参见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eds.,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erspectives on and beyond Asia, London:
Routledge, 2009。
③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ddison: McGraw -Hill Companies Inc.,
1979, Chapte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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