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2 - 《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2期

安倍治下的日本对华政策：从战略制衡到战术避险

Samuels）在《日本的双重避险》一文中，首次提到日本长期以来执行的避险战略。
该文认为，日本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实行这一左右逢源的方针，一方面坚持与美国
的军事同盟关系，另一方面在有限的空间与被美国视为威胁的国家建立伙伴关系以

①
实现经济互惠。 日裔美国学者迈克·望月（Mike M. Mochizuki）在 2006 年的一
篇文章中从国际体系的视角切入，对日本国内有关对华关系问题的战略讨论作了一
番梳理。望月提出，日本国内对于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看法，基本上可分为四种：

（1）柔性的合作性接触 （Cooperative Engagement with a Soft Hedge）；（2）刚性的
竞争性接触（Competitive Engagement with a Hard Hedge）；（3）围堵 （Balancing and
Containment）；（4）战略适应（Strategic Accommodation）。望月认为，冷战后的日
本对华政策正从“友好外交”向“合作接触与防范”的混合战略转移，以应对可能

来自中国的潜在威胁。 对于这些观点，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日本学者古贺庆
②
（Koga Kei）在 2016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古贺庆提出，冷战后，
尤其在 2010 年中日撞船事件和 2012 年钓鱼岛危机后，日本对华战略一直是以制衡

（Balancing）战略为主轴，而非“合作与防范并存”的避险战略。对于日本对中国
存在经济依赖的观点，古贺庆认为，日本对于中国的整体贸易依赖不大，中日经济
关系不会增加日本对华经济的脆弱性，且日本在 2010 年中日撞船事件后已经降低
③
了对中国稀土资源的依赖。 英国安全问题专家克里斯托弗·休斯（Christopher W.
Hughes）则以“怨恨的现实主义”（Resentful Realism）来概括安倍时期的日本对
外战略和对华政策。休斯认为，学界一般认为日本是一个企图维持稳定的“现状国
家”（Status-quo Power），对中国采取的是“避险”而非积极的“制衡”。然而，

自 2012 年以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日本的对华策略正在积极转向“软制衡”
和“硬制衡”，其具体手段包括外交“围剿”、扩充军力以对抗中国的“反介入/
④
区域拒止”和“军力投射”。 美国学者亚当·利夫（Adam P. Liff）也认为，日

① Eric Higinbotham and Richard J Samuels, “Japan’s Dual Hedge,” Foreign Affairs, Vol. 81, No.
5, 2002, pp. 110-121.
② Mike M. Mochizuki, “Japan’s Shifting Strategy toward the Rise of China,”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30, No. 4-5, 2006, pp. 739-776；Mike M. Mochizuki, “Dealing with a Rising
China,” in Thomas U. Berger et al., eds., Japa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an
Adaptive State, Boulder: Lynne Rienner, 2007, pp. 229-255.
③ Kei Koga, “The Rise of China and Japan’s Balancing Strategy: Critical Junctures and Policy
Shifts in the 2010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No. 101, 2016, pp. 777-791.
④ Christopher W Hughes, “Japan’s Resentful Realism and Balancing China’s Ris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9, No. 2, 2016, pp. 10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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