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1 - 《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2期

2021 年第 2 期

域，指的是通过两边下注来规避风险，目的不是为了寻求获利，而是为了避免损失。
英文中的“Hedging”在中文学术文献中亦被翻译为“对冲”。笔者在本文中将这个
概念译为“避险”，意在着重突出中小国家在面对大国争霸和国际权力分布走向不

确定时意图规避风险的行为特征。随着 21 世纪初中国在东亚地区的迅速崛起，不少
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发现，中小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常常采取两面下注的策略
来应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安全上的不确定性，因此，避险策略被大量用于分析中小

国家面对大国的战略行为。例如，研究东南亚和中国之间关系的学者罗尔·丹尼斯
①
（Roy Dennis）认为，避险是指保持多项战略选择以应对未来不确定的威胁。 研究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应对中国崛起的学者郭清水（Kuik Cheng Chwee）认为，避险是
一种融合了安全与经济、介乎于“制衡”和“追随”之间的混合战略选项。他认为，

避险战略有三个要素：一是拒绝选边站，不加入崛起国（Rising Power）和守成国
（Status-quo Power）任何一方阵营；二是采取一系列表面看似目标矛盾、互相抵消的
政策；三是在政策上始终为自己留下余地，从而有效维护己方国家利益。此外，郭

清水还把避险的概念细分为“约束性接触”（Binding-engagement）和“软制衡”
（Soft-balancing）。“约束性接触”是小国与大国建立沟通渠道，并通过外交行为和
国际制度对大国进行制约，以影响大国的外交选项和规范大国的外交行为。“软制衡”
是小国通过军事力量的建设和国际安全合作或相关军事演习，以确保万一本国接触政

策失败亦可有效保卫己方国家安全。在郭清水看来，避险战略不是消极中立的逃避选
②
择，而是积极有为的外交选项，通过维持己方模糊立场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由于不同的国情和历史背景，在解读日本对华政策的过程中，我们在运用避险

这个分析概念的同时，也应该将日本的情况与东南亚国家区别对待。冷战后日本的
对华政策究竟是制衡还是避险，一度引起国际关系学界的热烈辩论。2002 年，美
国麻省理工学院学者何理凯（Eric Higinbotham）和理查德·萨缪尔斯（Richard J.

① Roy Dennis, “Southeast Asia and China: Balancing or Banwagoning,”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7, No. 2, 2005, pp. 205-322.
② 参见 Cheng-Chwee Kuik, “The Essence of Hedging: Malaysia and Singapore’s Response to a
Rising Chin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30, No. 2, 2008, pp. 159-185。通过研究马来西亚
的对华外交政策，郭清水在 2013 年发表的另一篇论文中指出，中小国家对大国采取避险战略，
不仅仅与地理位置（Geographical Proximity）和权力不对称（Power Asymmetry）有关，还往往
与这一对外战略是否有利于本国领导人维护国内执政有关。这一研究开拓了避险战略在国内政治
层面作用的新研究视角。参见 Cheng-Chwee Kuik, “Making Sense of Malaysia’s China Policy:
Asymmetry, Proximity, and Elite’s Domestic Authority,”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6, No. 4, 2013, pp. 429-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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