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7 - 《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4期

2021 年第 4 期

效应依然是短期效应。冲突虽然可以为战后妇女赋权提供机会，但是能否抓住这
样的机会并不必然会得到保障，妇女赋权的进程也不会自动发生，仍需要妇女积
极参与到安全与和平建设过程中，而这一过程很可能需要很长时间，甚至几代人

①
的时间才会发生，并且在此过程中甚至可能出现反复。 例如，2009 年马里国民
②
议会修改了 1962 年通过的《家庭法》（Code de la Famille）， 以试图扩大妇女
赋权、增加性别平等。该法案遭到了时任总统阿马杜·图马尼·图埃的否决，而

2011 年通过的新法案在压制妇女权利上甚至比 1962 年的《家庭法》有过之而无
不及。不过，在社会政治团体、政界精英、议会中的女性议员以及新总统易卜拉
欣·布巴卡尔·凯塔（Ibrahim Boubacar Keita）等的广泛支持下，马里国民议会
在 2015 年 11 月 12 日通过了一项性别限额（gender quote）法案，规定选举或被任

命的官员中妇女的比例至少需要达到 30%。 在此意义上，本文的研究无法提供
③
直接证据表明，武装袭击之后普遍增加的对政府处理妇女问题的不满将会导致马
里和尼日利亚在短期内去改善妇女地位和性别权力的不平等。事实上，根据“多

样性民主”（V-Dem）项目的数据统计，这两国在妇女政治赋权（political
empowerment）与妇女民权（civil liberties）平等上的提升一直比较缓慢（见附图
4），两国在 2000 年至 2018 年间，政治权力按性别分配的这两个指标一直没有变
化，而只有马里共和国在性别民权平等指数上存在上升情况。

其次，关于冲突之后民众对政府关于妇女问题的不满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转换
为大规模的社会妇女运动，进而演变为女权改革的推动力这一问题，虽然在本文
的数据分析中或者说本文选择的两个案例中无法得到直接的检验，但是既有研究

一般都发现，对政府如何应对妇女问题的不满以及对妇女状况与权力地位恶化的
④
感知是推动妇女运动的必要条件。 结合上述稳健性检验中关于武装冲突增加了民
众对本国妇女在工作和生活中被不公正对待的频率感知的发现，可以推测在武装

① Kaitlyn Webster, Chong Chen and Kyle Beardsley, “Conflict, Peace, and the Evolution of
Women’s Empowerm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3, No. 2, 2019, pp. 255-289.
② 1962 年的《家庭法》强化了男性对女性的传统主导地位。
③ Benjamin F. Soares, “The Attempt to Reform Family Law in Mali,” Die Welt des Islams, Vol.
49, No. 3/4, 2009, pp. 398-428. 相关论述可参考“Mali Adopts Law Promoting Gender Equity,”
https://www.ndi.org/mali-adopts-gender-quota-law。
④ Aili Mari Tripp, “Women’s Movements and Constitution Making after Civil Unrest and
Conflict in Africa: The Cases of Kenya and Somalia,” Politics & Gender, Vol. 12, No. 1, 2016, pp. 78-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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