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3 - 《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4期

2021 年第 4 期

①
产业的核心区，这与该地在气候、地形、土壤等地理要素的劣势有关。 加之这些
地区长期以来是该国非僧伽罗人聚居区域，其与未受内战影响的国土之间存在较为
清晰的地理界限。同时，这些受内战直接影响的地区彼此毗邻，有利于在经验分析

中比对物理距离和社会距离对区域内部冲突蔓延模式的影响。
第三，斯里兰卡内战的交战方及其相互反应方式较为容易识别。猛虎组织独立
控制着反政府行动中的武力使用，在整个内战进程中，该组织在不同区域的武装力

量策略选择方面可以看成是偏好相对一致的行为主体。同时，尽管猛虎组织的暴力
行动严重影响了国家部分领土的政治秩序，但在该国现行政党体系和选举制度下，
中央权力仍由僧伽罗族主要政党控制。内战中的交战方如果时常经历由武力争夺引
起的政权更迭（比如 20 世纪 70 年代的乍得内战），或者政府陷入同时面对多个不

同反叛武装团体的情形（比如缅甸政府与民族地方武装之间的武装冲突），会增加
实证研究设计中的干扰因素，不利于关切问题的解释因素真实效应的识别。从这一
②
点上看，该内战案例相对避免了复杂情境因素的影响。
除了上述案例选择可行性的考虑，关于该内战的区域国别研究也揭示出检验本
③
文理论假设的必要性。斯里兰卡内战发生和升级的原因存在多种解释机制， 也有
研究注意到斯里兰卡选举制度和地理要素对内战的影响。斯里兰卡现行政治体制下

① Karl DeRouen, An Introduction to Civil Wars, London and Thousand Oaks, C.A.: Sage & CQ
Press, 2015, pp. 92-93.
② 需要说明的是，在伊拉姆内战进行期间的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斯里兰卡南部的左翼激
进组织“人民解放阵线”也曾发动过反政府武装袭击。这也可以被看作是不同武装组织间的冲突
扩散现象。但由于两起冲突的起因、形式以及反叛组织诉求差异性较大，本研究不涉及武装组织
间冲突扩散的情形。关于不同武装组织间冲突扩散的理论发展和实证发现，参见 Matthew Lane,
“The Intrastate Contagion of Ethnic Civil War,”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78, No. 2, 2016, pp. 396-410。
③ 这些解释机制包括：殖民时期的社会分工和阶层差异；历史上的世仇积怨；英国在组织
殖民地政府有意的分而治之策略；宪政不健全的情况下采取单一制多党竞争，激励政治精英煽动
族群对立情绪，加剧政党政治的族群间区隔；区域经济落后和青年失业；独立后中央政府在语言、
教育、政治录用、移民领域的歧视性政策等等。参见 Neil DeVotta, “The Liberation Tigers of Tamil
Eelam and the Lost Quest for Separatism in Sri Lanka,” Asian Survey, Vol. 49, No. 6, 2009, pp.
1021-1051; Jonathan Goodhand, Bart Klem and Benedikt Korf, “Religion, Conflict and Boundary
Politics in Sri Lanka,”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Vol. 21, No. 5, 2009, pp. 679-698;
Jonathan Spencer, “A Nationalism without Politics? the Illiberal Consequences of Liberal Institutions
in Sri Lanka,”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9, No. 3, 2008, pp. 611-629; Benedikt Korf, “Functions of
Violence Revisited: Greed, Pride and Grievance in Sri Lanka’s Civil War,” Progress in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6, No. 2, 2006, pp. 109-122; Benedikt Korf, “Rethinking the Greed-Grievance Nexus: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 in Sri Lanka,”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2,
No. 2, 2005, pp. 20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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