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 - 《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5期

2021 年第 5 期

键性作用，特别是未能充分意识到核武器数量变化对承诺可信度的反向影响，以及
这种反向影响对核威慑生效机制的影响。这是导致现有研究普遍错将“确保摧毁”
作为判断核威慑有效与否唯一标准的根本原因。通过剖析核武器数量、承诺可信度

与核威慑有效性三者的作用关系，本文指出，“确保摧毁”既不是核威慑有效的充
分条件，也不是其必要条件。核武器数量达到确保摧毁门槛，不意味着核威慑一定
有效；未达到该门槛，不意味着核威慑一定无效。不同核武器数量水平下的真实核

威慑原理的推论与现有共识恰好相反：如果核武器数量未达到确保摧毁门槛，那么
维持该数量水平同样有可能实现有效核威慑；如果已经达到，则反而需要为确保威
慑有效而（继续）增加核武器数量。
（二）对所使用概念的说明

威慑是本文讨论的核心概念，它包括一般威慑（general deterrence）和即时威
慑（immediate deterrence）两类，前者指在和平状态下一国对可能遭受的进攻进行
惩罚的宽泛性威胁，后者指在危机状态下一国在对手已经在考虑并准备发动进攻时

②
向其发出的威胁。 这两类威慑在作用机制上存在深刻区别。 本文仅讨论即时威
①
慑，文中提及“核威慑”时均特指即时核威慑。
这种限定主要是基于现实相关性的考虑。核威慑的根本目的是慑止战争，而战
争包括了预谋性战争（premeditated war）和意外战争（inadvertent war）两类：前者

爆发前通常没有危机，且至少有一方从一开始就有发动战争的意图；后者一般由危
机引发，且战争各方至少在危机初期均无意直接发动战争，是危机的延续和升级使
③
各方逐渐认为为了实现既定目标或避免进一步损失而不得不诉诸战争。 从这个分
类不难看出，一般威慑的慑止对象是预谋性战争，即时威慑的慑止对象是意外战争。
1945 年之后，由于国际体系的进化、国家间领土规范的强化、对世界大战的
负面历史记忆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一个大国在没有发生危机的情况下蓄意向另

① Patrick M. Morgan, Deterrence: A Conceptual Analysis,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1977, Chapter 2; Patrick M. Morgan, Deterrence No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Chapter 3.
② 参见 James D. Fearon, “Signaling versus the Balance of Power and Interests: An Empirical
Test of a Crisis Bargaining Model,”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38, No. 2, 1994,
pp. 236-269; James D. Fearon, “Selection Effects and Deterrence,”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28,
No. 1, 2002, pp. 5-29。
③ Benjamin Miller, “Polarity, Nuclear Weapons, and Major War,” Security Studies, Vol. 3, No. 4,
1994, pp. 60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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