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 - 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第4期

理解恐怖分子的行为激进化：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

有中产阶级背景、受过良好教育等。自我认同阶段是指受经济危机（失业、社会
流动受阻）、政治危机（歧视、种族主义）、社会危机（涉及穆斯林的国际冲突）
以及个人危机（家人死亡）的影响，个体开始探索“萨拉菲主义”（salafism），

并依据萨拉菲的哲学、价值和意识形态重建自身认同。灌输阶段是指个体完全接
受了“圣战萨拉菲”（jihadi-salafi）的意识形态，认为对“异教徒”（国家或个
人）使用暴力是合理的、必要的。“圣战化”阶段的个体作为恐怖组织的一员，

接受了参与“圣战”的义务并自称为“圣战士”（mujahedeen）。最终，恐怖组织
①
开始策划恐怖袭击。
在该模型的第二个阶段，作者说明了经济、社会、政治及个人危机导致个体
之前所持的信仰被动摇，并开始愿意接受新的世界观，即“认知开放”（cognitive

opening）。但那些已经历过“认知开放”阶段的个体并不一定会“追寻宗教”
（religious seeking），社会主义或民族主义等世俗的意识形态也是可供替代的选
②
择。 即便默认“认知开放”的个体尝试从宗教中寻找其不满或怨恨的根源，从
第二个阶段的“萨拉菲主义”到第三个阶段的“圣战萨拉菲主义”的跨越也不
是自动实现的。依实践形式的不同，维克托洛维茨将“萨拉菲主义”划分为三个
派别：“纯洁萨拉菲”（purists，宣教等非政治、非暴力行为）、“政治萨拉菲”
③
（politicos，合法的政治活动）和“圣战萨拉菲”（jihadis，暴力行为）。 因此，
“圣战萨拉菲”仅是“萨拉菲主义”的一支，两者之间不存在必然性。即使认定
个体完全接受了“圣战萨拉菲”的意识形态，从事恐怖活动的个体也并不一定拥

① Mitchell D. Silber and Arvin Bhatt, Radicalization in the West: The Homegrown Threat, New
York, NY: The New York City Police Department, NYPD Intelligence Division, 2007, pp. 19-54,
https://sethgodin.typepad.com/seths_blog/files/NYPD_Report-Radicalization_in_the_West.pdf.
② Clark McCauley and Sophia Moskalenko, “Understanding Political Radicalization: The
Two-Pyramids Model,”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 72, No. 3, 2017, p. 207.
③ Quintan Wiktorowicz, “Anatomy of the Salafi Movement,”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29, No. 3, 2006, pp. 207-239. 需要指出，维克托洛维茨区分的“萨拉菲主义”派别只是理想
类型，不排除某些行为体出于机会主义的动机而灵活调整“萨拉菲主义”的实践形式。如在中东
剧变后的突尼斯，其国内的萨拉菲政治力量——“觉醒与改革温和协会”（Moderate Association
for Awareness and Reform）、“安萨尔伊斯兰教义组织”（Ansar al-Sharia）等曾一度参与突尼斯
的政治转型进程，只因过早地展现了暴力倾向，以致它们遭到突尼斯当局的打压。参见 Ann M.
Lesch, “Troubled Political Transitions: Tunisia, Egypt and Libya,” Middle East Policy, Vol. 21, No. 1,
2014, pp.70-71; Amel Grami, “The Debate on Religion, Law and Gender in Post-Revolution Tunisia,”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Vol. 40, No. 4-5, 2014, pp. 393-394。但在现实中，的确存在非暴力
的“萨拉菲主义”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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