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 - 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第4期

理解恐怖分子的行为激进化：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

（二）思想激进化与行为激进化的区分是否必要
①
绝大部分线性模型（博鲁姆的理论模型除外） 将个体或群体从事恐怖活动视
为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自然延伸。基于此，这些理论模型希望通过揭示个体或群体

接受极端思想的根源与路径，来理解和预测恐怖主义行为。反映到定义上，这些学
者界定的激进化概念本身就包含了原因（接受极端思想）与结果（从事恐怖活动）。
依此逻辑，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或机会（如获取武器等），具有极端思想的个体或群

体就会从事恐怖活动。因此，如果能阻止这些人在思想上变得激进，那么也就能阻
止其从事恐怖活动。然而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这种观点都存在一定问题。
从理论上看，个体或群体拥有极端思想与其从事恐怖活动之间并无必要关系，极端
②
思想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引发暴力的政治行为。 同样，恐怖主义行为的产生，可
能受、也可能不受极端思想的影响。 ③ 然而，这种“思想-行为”的偏见，忽视了个
体或群体从事恐怖活动的多种动机。从实践上看，由于忽视了没有极端主义意识形
态的个体或群体也有可能从事恐怖活动，从而给安全部门预防与应对恐怖活动造成

了重大困扰。为弥补这些缺陷，部分学者认为有必要将激进化区分为思想激进化与
④
行为激进化两个维度，并尝试提出各自的解释机制与两者的互动模式。 例如，博
鲁姆的理论模型、麦考利和莫斯卡连科的理论模型、哈菲兹和马林斯的理论模型等。
然而彼得·诺伊曼（Peter Neumann）明确反对思想激进化与行为激进化的区

① 除了博鲁姆的理论模型，其余的几个线性模型都将个体从事恐怖活动置于模型的最后一
个阶段，而前几个阶段侧重于描绘个体是如何接受极端思想的。博鲁姆虽然将恐怖主义心态的演
变视为一个线性发展的过程，但他明确表示意识形态可能是影响动机的一个因素，但绝不是必要
的因素，其他重要的因素也应该被考虑在内。因此博鲁姆主张分别研究思想激进化与行为激进化
也就不足为奇了。参见 Randy Borum, “Understanding the Terrorist Mind-Set,” FBI Law Enforcement
Bulletin, Vol. 72, No. 7, 2003, pp. 7-10; Randy Borum, “Radicalization into Violent Extremism I: A
Review of Social Science Theories,” Journal of Strategic Security, Vol. 4, No. 4, 2011, pp. 7-36。
② 尽管不直接涉及宗教极端主义，但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已经表明态度和行
为之间的关系是微弱的。对这些研究成果的简要介绍参见 Clark McCauley and Sophia Moskalenko,
“Understanding Political Radicalization: The Two-Pyramids Model,”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 72,
No. 3, 2017, p. 211。
③ 麦考利和莫斯卡连科为研究“没有极端思想的激进行为”提供了七个解释机制：滑坡谬
误（slippery slope）、爱（love）、寻求冒险和地位（risk and status）、解冻（unfreezing）、极
化（polarization）、竞争（competition）、隔离（isolation）。参见 Clark McCauley and Sophia Moskalenko,
Friction: How Radicalization Happens to Them and Us,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④ 这其中并未得到充分重视的是行为激进化对思想激进化所产生的影响，参见 Marco
Nilsson, “Jihadiship: From Radical Behavior to Radical Beliefs,”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2018,
pp. 1-17,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pdf/10.1080/1057610X.2018.1538092?needAccess=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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