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 - 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第4期

理解恐怖分子的行为激进化：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

示未被重视或挖掘出来的因素、机制、途径之间的交互作用；其三，有助于我们衡
①
量获得的经验和理论层面的进展。 尽管整合性分析框架以一种恰当的方式统合了
研究领域的大部分因素，但其普适性是相对的，而非过度广义化的，更不是万能的。

本文尝试将导致恐怖分子行为激进化的因素区分为三类：推动因素、拉动因素
②
和中介因素，其划分标准是作用方式的不同。 推动因素即个体或群体的负面情绪，
其作用方式是“排斥”。在激进化的经验研究中，这些负面情绪主要是个体或群体

的失控、焦虑、羞辱、不满、怨恨等情绪。拉动因素表现为恐怖组织提供的“圣战”、
重建“哈里发国”、“末日决战”（an end-times battle）等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其
作用方式是“吸引”。人际网络、虚拟网络与大众传媒在促进情绪感染和意识形态
灌输中也发挥着中介因素的作用。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是说个体的行为激

进化路径一定是推动因素、拉动因素、中介因素三者合力的结果。事实上，这三个
方面既可以以任意组合的方式发挥作用，也可以单独发挥作用，这取决于具体案例。
如参与 2005 年安曼拉迪逊酒店爆炸案的恐怖分子萨吉达·里莎维（Sajida al-Rishawi）

③
是为死去的兄弟报仇而行为激进化的（负面情绪和人际网络的作用）。 参与 2005
年伦敦地铁爆炸案的恐怖分子哈西卜·侯赛因（Hasib Hussain）则是“误打误撞”
④
加入恐怖组织的（人际网络的作用）。 在这两个案例中，都没有涉及恐怖组织的
意识形态。而对恐怖组织来说，要想招募到更多成员，就需要构建能调动目标群众

负面情绪的“架构叙事”（framing narratives），同时最大限度地发挥人际网络与
虚拟网络的作用。所以，本文构建的分析框架在理论归类上位于图 1 右上方，与哈
菲兹和马林斯的理论取向相同。当然，由于激进化这一术语兴起于九一一事件之后，

所以本文选取的推动因素、拉动因素和中介因素的举例均在第四波恐怖主义浪潮之
中，但这并不意味着激进化天然地与宗教等因素相联系。

① 唐世平：《族群战争的爆发：一个广义理论》，李思缇译，载《国际安全研究》2018 年
第 4 期，第 67 页。
② 推动和拉动因素是激进化研究领域常见的概念，参见 Jessica Stern and J. M. Berger, ISIS:
The State of Terror, New York, NY: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15, pp. 81-85; Rik Coolsaet, “Facing
the Fourth Foreign Fighters Wave: What Drives Europeans to Syria, and to Islamic State? Insights from
the Belgian Case,” Egmont Paper 81, March 2016, pp. 29-42, http://aei.pitt.edu/73708/1/egmont.
papers.81_online-versie.pdf; 李捷、雍通：《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转移与回流对中亚和俄罗斯的
威胁》，载《国际安全研究》2018 年第 1 期，第 112-113 页。
③ [美] 乔比·沃里克：《黑旗：ISIS 的崛起》，钟鹰翔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7 年版，
第 215-220 页。
④ Peter R. Neumann, “The Trouble with Radicalizat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9, No. 4,
2013, p. 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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