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5 - 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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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国家安全思想述论

                    ①
            家形态。  此说虽过度强调了宗庙在国家政权结构中的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那个时代氏族、宗法制度与宗法血缘观念对国家政权的巨大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是王国时代发展的历史拐点,这一时期所留下的文献资料也是本

            文要讨论的“国家安全思想”这一主题的基本依据。平王东迁之后,出现了“礼崩
            乐坏”的局面,周王室日益式微,大国纷纷崛起争霸,于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②
            变成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各国诸侯为适应争霸活动与兼并战争的需要,纷
            纷进行政治、经济、军事与社会改革。从管仲改革到商鞅变法,从宗法分封到郡县

            乡里,从子产“铸刑书”到李悝做《法经》,从世卿世禄到俸禄制下的官僚,各国
            的变法改革最终导致了社会面貌的巨大变化。
                 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秩序与天下观念,也随着夏商周时期的历史进
            程而逐步形成与发展。早在夏朝以前的五帝时代,在黄河与长江流域的古国与部族

            就为争夺生产生活资源而进行过激烈的竞争,随着以炎黄为首的华夏族占据中原主
                                               ③
            导权,“最早的中国”由“满天星斗”  状态转而出现“中心”与“边缘”之别,
            也就形成了最初的夷夏观念。尽管夏朝的情况由于史料缺乏而难以详论,中央政权
            在曲折中发展、华夏族在持续的夷夏之争中继续扩展疆域应是确定无疑的事实。到

                                          ④
            商代时,“内外服”制已经确立,  在甲骨文中,以“大邑商”(王畿)为中心,周
            边地区分别称为“东土”“南土”“西土”和“北土”,合称“四土”。其中既包含着
            中央与地方的国家架构,也包含不在中原王朝控制范围之内的域外各族。进入周代,
            中央与地方、华夏与夷狄的区别更为明确。在 1963 年于宝鸡发现的西周时期青铜

            器何尊上,“中国”一词进入国人视野,尽管此时基本是地理中心的概念,但其所
            记载的营建东都之事,显然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因而使得“中国”一词也兼具政
            治内涵。而流传至今的多件青铜重器告诉我们,当时的周王朝与周边方国、部族之


                 ①  陈剩勇:《国、中国与天下:关于传统国家形态的一般性考察》,载《学习与探索》1991
            年第 3 期,第 138 页。
                 ②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北京:中华书局 1996 年版,第 171 页。
                 ③ “满天星斗说”是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的关于中国早期文明起源的理论总结。
            苏秉琦认为,黄河流域在历史上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常常居于主导地位。但
            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而且互相影响。这对
            我们认识夏朝以前中国大地上的“古国”及其“国际关系”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参看苏秉琦: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三联书店 1999 年版;苏秉琦:《苏秉琦论古代中国》,北京:中信
            出版社 2016 年版。
                ④ “内外服”制度是商代时期的国家区域管理模式,“内服”是王朝直接控制区,“外服”
            是分封制下距离远近不同的方国诸侯,受中央王朝实力强弱的影响,各地方国叛服无常。参看张
            利军:《商周服制与早期国家管理模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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