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4 - 《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2期

太空安全秩序构建中的体系压力与战略指向

驱动下霸权野心日益膨胀，其现实表征更接近于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
预计的一极独大下的竞争性，因为霸权国有极强的动机按照掠夺的方式行事，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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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由于害怕遭到掠夺会寻求制衡霸权国。 由此，21 世纪太空安全秩序的构建不但
一度陷入停滞状态，甚至出现了较明显的倒退，2001 年美国正式宣布单边废除《反弹
道导弹条约》即可作为佐证之一。不过，“由于因变量的范围随时间的变化而扩展”“每
②
个中介变量在特定时间对特定因变量的影响会发生细微变化”。 随着国际社会中太空
主体间的互动发展，太空力量功效、太空国际法规、战略协调、国家互动情势、政治
过程等中介变量积极的一面将会逐步显现出来。对此，各国应当在保持战略审慎的前
提下继续保有信心，共同致力于构建包容、普惠、和谐的新太空秩序。
第一，太空力量功效增强将使国际社会对太空安全决策愈发审慎。随着时间的延
长，以航天技术为基础的太空力量的发展将进一步增强国家安全的作用，甚至彻底改

变冷战时期有关航天技术作为政治象征的刻板印象。以太空力量国家安全实际功效的
增强作为中介变量，在提升太空安全决策者认知敏感性的同时，也会因兹事体大的原
因而使决策者变得更为谨慎。现在，太空安全问题已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世界
③
上广大爱好和平国家均表示深刻的关切和警惕。 同时，太空系统在信息传输和沟通
中的“瞬间全球”特征，使得各国竞相发展太空能力，会导致彼此之间的透明程度大
幅增加，从而限制个别国家通过太空技术优势控制其他太空国家的企图得逞。
第二，全球范围内太空力量发展导致的权力制衡将使得防止太空武器化成为
更普遍的共识。太空安全由进化冲突向进化合作转化的关键是，当有越来越多的

国家具有越来越强大的航天技术能力时，试图利用太空实力优势的霸权国家最理
性的选择应是考虑太空战和太空军备竞赛带来的严重后果，而采取更为审慎的态
度进行相关安全决策。同时，对于新兴太空国家而言，面对霸权国在太空的超强
实力，理性的选择也不会径直去挑战霸权，而是一如既往地采用太空和平政策，
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综合实力的稳步提高。从长期来看，随着太空国家数目的不断
增加，国际社会共识和舆论正逐步引导国家间太空安全互动决策“向善”转化，

积极推进国际太空立法，争取实行太空非军事化的做法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正
面回应。在国家安全互动中，太空力量你追我赶发展导致的权力分散化、均衡化，
国际社会正在就尽早缔结一项全面禁止太空武器的条约，禁止在太空试验、部署
和使用武器和武器系统及其部件，并力争销毁现有的太空武器系统等问题，逐步

① Kenneth N. Waltz,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2, 1993, pp. 44-79.
② [加拿大] 诺林·里普斯曼、[美] 杰弗里·托利弗、[美] 斯蒂芬·洛贝尔：《新古典现实
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刘丰、张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89 页。
③ 陶平、王振国、陈小前：《论太空安全》，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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