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1 - 《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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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 2 期
的纳什均衡。 然而，各国争先恐后发展太空力量必然会改变物质层面的权力结构，
①
任何妄想以绝对太空实力护持全球霸权的企图不可能得逞。
（一）国家太空安全认知具有敏感性和规范性
对于国家太空安全认知影响明显的两个中介变量是太空力量的安全功效和太
空国际法规。国家太空安全决策和战略的制定均是建立在一定认知基础之上的，而
“认知不仅受国际因素影响，还受到领导人意象和战略文化的影响。” 太空力量在
②
国家安全中的作用会影响国家安全决策者的意象，而太空国际法律法规则构成影响
国家安全决策者的战略文化因素。
对于认知具有过滤作用的国家安全决策者的“意象”虽然有着个性化的一面，但
因考虑到国家安全决策关涉国家生死存亡，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主义思路仍然
是最令人信服的。因此，决策者的意象并不是完全主观随意的，而是基于太空力量在
维护国家安全中的物理效应和价值。当前，航天技术、核技术和信息技术“三位一体”
正在成为确保有利战略威慑态势的关键，并引发了军事领域的新变革。太空力量已显
现巨大的战略威慑功能，发展航天技术、开发利用太空已成为各国增强国力、争夺有
利战略态势的重要途径。因此，各国对太空安全问题都高度重视，内嵌于国际体系中
的太空安全互动活动及关系成为高度敏感的高阶政治范畴。由此不难看到，各太空国
家对自身的国家战略、军事战略都进行了调整：由应对明确的对手、侧重战略威慑转
向应对不确定威胁、侧重战术应用；由政府一枝独秀进行航天活动转向多主体航天主
导下的多方面协调发展，并充分利用民用尤其是商业太空设施为国家安全服务。
对国家太空安全认知具有重要影响的另一个中介变量是战略文化因素，“它能影响
③
国家感知、适应体系刺激和物质实力的结构性转变的方式”。 对于国家间太空安全互
动具有普遍约束性的战略文化因素则有太空国际法律法规。总体说来，这是一套形成
于冷战时期美苏两极抗衡国际体系中有关太空战略安全的法律规范，并通过基本成功
的实践和制度化社会化，扎根于无政府的自助环境中，逐渐成长为政治领导人、社会
精英，甚至公众的战略理解。这一法规体系的主体部分是“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
委员会”（COPUOS，简称“外空委”）颁布的 5 个国际条约，即《外层空间条约》（1967
年）、《营救协定》（1968 年）、《责任公约》（1972 年）、《登记公约》（1976 年）和《月
① 纳什均衡是指一种战略组合，它是由所有参与者的最优策略组成。或者说，这个均衡是
可以预测到的唯一的均衡。这是静态博弈的求解结果，反映的是追求短期效应时主体间的互动决
策关系。
② [加拿大] 诺林·里普斯曼、[美] 杰弗里·托利弗、[美] 斯蒂芬·洛贝尔：《新古典现实
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刘丰、张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60 页。
③ [加拿大] 诺林·里普斯曼、[美] 杰弗里·托利弗、[美] 斯蒂芬·洛贝尔：《新古典现实
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刘丰、张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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