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3 - 《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2期

2020 年第 2 期

虑成为国家间太空安全互动决策的首要考量时，相关国家必然在防范他国威胁的前
提下优先发展自身太空力量以追求相对获益。
在低政治认同的国家互动情势下，如果有权威国际机构或强大物质力量约束，亦
①
或太空国际法完备有效，能使太空军事化高度受控，就极易导致权威强制型社会化。
鉴于国家间太空安全决策受物质权力或制度力量的限制，要么照顾彼此利益合作共赢，
要么通过自我约束，切实遵守太空和平利用的原则，减少其在国家安全方面的功效。

实际情形恰恰相反，美国有强大的太空力量，但它不愿意实行太空军备控制，联合国
有关机构和现有国际太空法也无法有效防止太空武器化和军备竞赛。在国际太空安全
领域，这种低度政治认同与低度暴力受控的复合结构，极易导致各国太空安全决策的
效率竞争型社会化。“在此种结构情势下，‘以力假仁者霸，以仁假力者亡’，利己主义
较利他主义更易为体系行为体所学习和内化，生存竞争更有利于那些类属身份和团体
②
身份再造型规范的扩散与传播”。 因此，短期来看，国家间太空安全决策的效率竞争
型社会化，必然导致各国竞相发展太空力量，有些国家甚至铤而走险、肆无忌惮地推
进太空武器化，挑起军备竞赛，太空安全关系将朝着进化冲突的方向演进。
在这样的政治过程中，基于太空力量的权力成为国家安全互动追逐的目标。为了
适应战略环境与形势的变化要求，各太空国家大力发展应用卫星，拓展应用范围，把
有限且适用的和平反制手段作为近期装备发展的重点，进一步发展航天高技术群，掌
握一批太空核心技术，增强技术储备，建立和发展强大的太空力量，提高核心竞争力。
太空大国则在载人航天、月球探测等技术基础上，适时地将有关能力隐性转化为有效

的太空威慑能力，以便在国际竞争格局中，既能威慑对手，又不怕对手威慑，为维护
和拓展自己的国家利益提供充分安全屏障。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太空威慑战略，俄罗
斯等国被迫以展示太空实力的方式展现国家实力，以求在尽可能范围内避免直接宣示
武力的消极后果。譬如，一国能将相当数量的物体射入轨道，并进行难度较大的交会
③
对接，则具有显而易见的反威慑效果，有利于在全球范围内树立大国的形象。
（三）国际社会中变量关系转化与战略调整

太空安全秩序的构建主要取决于国家间太空安全决策能否由进化冲突转向进化合
作。对于现代科技发展推动着全球化在曲折中前进的当今世界而言，国际体系对于国
家安全决策具有越来越明显的首要因果作用。正如前述，在由两极向多极演化中的“一
超多强”的国际体系结构中，由于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在垄断资本追求不断扩张的本性

① 董青岭：《复合建构主义——进化冲突与进化合作》，北京：时事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23 页。
② 董青岭：《复合建构主义——进化冲突与进化合作》，北京：时事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34 页。
③ Roger Handberg and Zhen Li, Chinese Space Policy：A Study 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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