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3 - 《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4期

2020 年第 4 期

年轻的俄国，它正在日益壮大。当其在波兰的战略铁路竣工后，德国的优势将不复
①
存在。”
工业化对大国提升竞争力的影响在于，它导致国家利用本国资源的机会与能力

趋于均等化。这将赋予俄国这样拥有庞大人口与领土资源的国家规模优势和战略潜
能。在一战前的德俄竞争态势中已然显现出“洲级大国勃然兴起和中等强国急剧衰
落”的远景。1890 年，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约为德国的 80%，到了 1913

②
年则与德国相等，而此时俄国的工业化正值方兴未艾。 1913 年 7 月，法国官员
谈到：“俄国经济与军事力量将在未来 30 年实现巨大的飞跃，这种变革将在欧洲
③
复制出一个同美国一样强大的力量。” 作为俄国工业化启动的技术与资金援助方，
法国最大的目的就是促成德国对俄国的趋势焦虑。这将有助于法俄威胁一致型同盟

的巩固。
“趋势焦虑”不仅可以解释为何德国没有在 1905 年欧洲局势对其最为有利的形
势下发动战争——当时俄国在日俄战争中被击败，国力损伤巨大，欧陆局势短暂呈

现出德国单极霸权加强的有利局面——也可以解释在此后的几年里为何越来越倾
向于发动防御性进攻。威廉德国的“趋势焦虑”是中等强国同洲级大国争夺区域主
导权的必然结果。它既是洲级大国时代中等强国避免随着地位恶化而沦为“较小国
家群中的最大国家”的本能恐惧，也是在规模相形见绌的条件下，避免沦为二流国

家的德意志帝国试图用陡增的国力弥补权力维度差距的现实救赎。
随着法国帮助俄国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德国在两次波斯尼亚危机时便表现
出强烈的防御性进攻主义倾向，德国甚至在 1909 年的危机中向俄国发出了“最后

通牒”。但作为“趋势占优方”，俄国在这两次危机中都选择了“以空间换时间”
的忍耐退让。两次波斯尼亚危机既表明了德国当时的实力占优现状，也表明了德国
对俄国羽翼丰满后局势演进的悲观。这种焦虑不仅局限于军方，同时也蔓延至德国
外交系统之中。德国外交部顾问卡尔·施杜姆（Karl Stumm）回忆其在 1914 年 7

月的想法时谈到：“如果战争没有到来，我们将不得不在两年后更糟的条件下面对

① Alan John Percivale Taylor,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522; Konrad Hugo Jarausch, The Enigmatic Chancellor: Bethmann Hollweg
and the Hubris of Imperial Germany, Yal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96.
② Dong Sun Lee, Committing Suicide for Fear of Death: Power Shifts and Preventive War,
Washington: East-West Center, 2006, p. 18.
③ Alan John Percivale Taylor,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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