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 - 《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1期

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安全文化的退化

对某种存在的事物加以理解，才能对某种外在的事实作出诠释，才能在某种情景下
具有采取何种行动的取向。比如，“外交共同体”是一个由不同国家外交人员组成
的国际社群，遵循的是国际通行的外交文化；国际红十字会则是在救助生命的人道

主义文化意识上建立的跨国社群。
据此，文化是在实践中产生并经过实践而形成的意义体系。文化内化于社群成
员的思想深处，对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产生了难以明见、难以明言、但却是实实

在在的影响。这与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惯习”，安东尼·吉登
斯（Anthony Giddens）的“实践意识知识”，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
①
认知、思想系统或是历史性先验假设，都具有相似的意义。 文化是社群的共同背
景知识，并使社群成员在宏观层面上表现出相似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日常生活中所

说的家风、校风、企业文化都属于这一范畴。
（二）安全文化
安全是一个生命体的基本需求，首先指生命体的生存不受威胁，也指生命体的

生长和发展不受威胁。文化是一个社群成员的共同知识，是他们在宏观层面上对客
观世界和世界事物的主体间认知，据此，安全文化就是一个社群对安全的共同知识
和相似认知。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奥利·维夫（Ole Wæver）指出，安全
是基于对威胁的认知与判定而产生的一种“政治选择”和“社会建构”，安全威胁

是一种主体间的社会认同建构。 所谓主体间社会认同，所表达的就是安全文化的
②
意义。安全文化是指一个社群成员对于什么是安全和安全威胁、怎样获得和保障安
全的共同知识。同理，在国际社会中，安全文化指的是作为主要成员的国家在安全

威胁和安全保障方面的共识。
从安全文化的角度看，国家的安全利益不是固有的，而是国家在与其他国家、
③
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中得以界定的，是国家在文化因素的影响之下作出的判断。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三个基本假定。其一，安全是一个社会概念，所表述的是一

种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关涉自我对生存和发展的认知以及他者在这种认知中的角

① Mark Haugaard, “Rethinking the Four Dimensions of Power,” Journal of Political Power, Vol.
5, No. 1, 2012, p. 42.
② [英] 巴里·布赞、[丹麦] 奥利·维夫等：《新安全论》，朱宁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3 页。
③ Peter J. Katzenstein, “Introductio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on National Security,”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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