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 - 《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1期

2021 年第 1 期

色；其二，在一个社群中，存在某种整体性安全文化，指的是这个特定社群成员
对自我安全、安全威胁和安全获取方式的共识；其三，安全文化是在社群成员的
互动实践中产生的，并且以共同知识的方式影响社群成员在安全方面的思维和行

为方式。
安全文化有不同的类型。我们可从两个维度区分安全文化的两种理想类型——
大同文化和丛林文化。如果社群成员共同认为，安全从根本上是零和博弈，安全只

能用暴力手段才可以获得和维护，那么这就是一种丛林文化。如果社群成员的共同
知识是：安全从根本上不是零和博弈，安全可以通过合作的手段获得和维护，那么
这就是一种大同文化。丛林安全文化境域中社群成员的行为趋于冲突，而大同安全
文化境域中社群成员的行为趋于合作。

从安全视角来看，温特提出的三种国际体系文化实际上是三种不同类型的安
①
全文化。 霍布斯文化是丛林文化，是强现实主义的理论依据，是物竞天择、适
者生存的零和竞技场，是“一切人对抗一切人的斗争”，其核心共识就是“你死

我活”“强权即公理”。强强必争、国强必霸也就成为丛林文化的行为表征。洛克
文化是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文化，在安全共识上摒弃了“一切人对抗一切人的斗争”
意识，并以“生存也允许生存”取而代之，现代国际关系中的主权原则既是洛克
文化的基本特征，也是国际关系实践的行为规范。康德文化则接近大同文化，以

友谊与合作为基本规范，在友谊与合作的文化中，安全已经不是问题，持久和平
真正得以实现。比如，“安全共同体”就是康德文化的具体表现。在一个安全共
同体中并非没有冲突，但成员具有以非暴力方式解决冲突的共同背景知识或曰合

②
作型安全文化。
在此，我们通过这两个维度，即大同文化—丛林文化的性质维度和暴力—非暴
力的手段维度，将安全文化的性质和手段表现出来。根据安全文化的性质，大同文
化是一种完全合作型安全文化，而丛林文化则是一种完全冲突型安全文化，它们分

别代表安全文化的两种极端形式；根据安全获取和保障的方式，暴力和非暴力手段
也代表两种极端形式（见图 1）。

①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46-312.
② Karl Deutsch,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eds., Security Communi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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