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3 - 《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2期

2022 年第 2 期

其次，在文化上利用“伊斯兰主义”和“新奥斯曼主义”概念，重塑土耳其的
国家身份，确立土耳其在原奥斯曼帝国领地内的支配性影响。“新奥斯曼主义”认
为，现代土耳其共和国是奥斯曼伊斯兰文明“最权威”“最合格”的继承者和弘扬

者，肩负着保护全球穆斯林的责任。同时，土耳其可以利用其“桥梁”“前沿”“枢
轴”等地缘政治工具，调控和调动大国关系，弘扬并升华原奥斯曼帝国“历史与文
化底蕴”，扩展土耳其在原奥斯曼帝国领地内甚至在南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地理纵

深、历史纵深和文化纵深。
①
再次，在安全问题上，从传统防御转向力量投射（power projection），突出土
耳其的实力外交。鉴于中东地区安全局势动荡、国家博弈加剧，土耳其不再满足于
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交界处解决库尔德人问题，而是主动出击，军事介入地区安全事

务。这些军事行动不仅能展示土耳其的“硬实力”，同时也帮助土耳其摆脱美欧的
制约，让其在北约阵营中获得更多话语权和行动空间，甚至成为与美欧俄等大国或
大国集团交易的筹码。

（二）土耳其的政策调整
与美国的情况不同，过去近二十年来，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具有较强的连续性，
基本上受埃尔多安的主导，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西方媒体通常将
美土关系的恶化归咎于埃尔多安的个人特点。自埃尔多安于 2003 年出任土耳其总

理后，土耳其内政外交都产生了巨大转变，美土关系受伊拉克战争的影响一路走低，
双边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但总体而言，双边关系依旧能处在较为缓和的区间内，保
持着盟友间所必需的外交体面。真正导致双边关系发展到剑拔弩张的地步则始于

2016 年 7 月 15 日的七一五未遂军事政变。该事件影响到土耳其的内政外交，成为
埃尔多安实施“向东看”政策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 进而导致美国认为埃尔多安
②
领导的土耳其已经背离了其传统盟友应该信守的民主价值观，因此称其外交为“新
转向”（new turn）。 此后，土耳其开始加速调整内政和外交，导致美土关系处
③
于对立状态。

① Ahmet Sözen, “A Paradigm Shift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Transition and Challenges,”
Turkish Studies, Vol. 11, No. 1, 2010.
② 李游：《土耳其未遂政变后埃尔多安内政外交的调整》，《国际关系研究》2017 年第 2
期；郑东超：《“7·15 军事政变”后土耳其的外交政策选择》，《当代世界》2016 年第 8 期。
③ Meliha Benli Altunışık, “The New Turn in Turkey’s Foreign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Regional and Domestic Insecurities,” Foundation for European Progressive Studies, July 2020,
https://www.iai.it/sites/default/files/iaip20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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