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0 - 《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6期

超越生物防御：“两用性”安全叙事与美国生物技术政策的演进

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更严峻的生物安全风险。
3. 增加生物技术滥用与谬用风险
美国将生物技术研究与价值立场捆绑，要求盟友共同对抗中国，实现技术

“脱钩”。但现代生物技术普及速度远超预期，“脱钩”并不现实。拜登上台之前，
只在最先进大学、政府及行业实验室中才能实现的生物合成实验，如今已能被业
余科学家、发明家等“生物技术爱好者”们在家中完成。 对一个大国实现技术
①
封锁更难以实现。在最前沿的生物技术领域（如基因编辑和合成生物学），意外
事故与技术滥用构成的“两用性”风险才是更为紧迫的威胁。那些能够用于治愈
慢性病、开发抗旱作物的生物技术，也可能被用来制造危险的新型病毒，恶意改
造人类基因，甚至被用于发动恐怖袭击。 这些新兴生物技术带来的风险和威胁
②
是跨境存在的，所有国家需要制定和执行统一标准与规则，联合防止意外或人为
导致的生物灾难。技术“脱钩”的外溢效应导致技术监管体系“脱钩”，酿成高
风险生物研究监管失控。这种方式的技术“脱钩”不但不能促进美国技术霸权稳

固，反而削弱美国生物科技发展活力，加速生物技术霸权瓦解。
4. 阻碍生物技术健康有序发展
以“军工化”带动生物技术发展策略是美国一贯的单边主义思维的写照。生
物制造作为未来高新制造业的重要发展方向，在纯粹市场环境下，将为人类社会

提供更环保的燃料与工业产品。但若将生物技术应用于军事目的，则会破坏国家
间的互信机制。一旦生物技术被贴上敏感的“军用”标签，就将颠覆原有的健康
科研环境，降低生物技术的透明度，形成生物技术领域的“修昔底德陷阱”，从

而破坏现有生物技术的全球科技网络。由于生物技术的高速发展主要依赖强大的
全球科技网络与开放的科研合作，美国的技术优势也正源于这种开放的科研环境，
因此霸权思维模式只会不断瓦解生物技术发展所需的业态环境，使得中美两国陷
入零和博弈，阻碍了生物技术的健康发展。

综上，霸权护持思维让美国生物技术政策全面超越生物防御目标，安全逻辑
从安全共赢重回大国对抗。生物技术安全叙事的转变，从侧面反映出美国国家安
全战略回到冷战式全球争霸模式，非传统安全问题逐渐转化为传统安全问题，生

① Bennett Gaymon et al., “From Synthetic Biology to Biohacking: Are We Prepared?” Nature
Biotechnology, Vol. 27, No. 12, 2009, pp. 1109–1111.
② Rachel M. West and Gigi K. Gronvall, “CRISPR Cautions: Bio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Gene
Editing,” Perspectives in Biology and Medicine, Vol. 63, No. 1, 2020, pp. 7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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