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6 - 《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6期

超越生物防御：“两用性”安全叙事与美国生物技术政策的演进

3. 把生物技术与政治立场挂钩
在美国政府的价值叙事中，中国生物技术“两用性”已从一个安全议题上升
为政治伦理问题。美国将对中国生物技术的打压政策裹上一层意识形态“包装”，

使其超越了正常的科研与商业竞争逻辑，把是否与中国合作变成“非黑即白”的
价值立场选择和政治站队问题。当正常的理性选择转变为价值考量后，生物技术
附带的伦理意义将超越其他的一切利益权衡，成为美国科研机构、生物企业及盟

友必须遵循的共同价值与道义义务，并为美国政府激进的生物技术政策建构合法
性与正当性基础。如前文所述，生物技术的安全化过程始终存在生物防御与技术
竞争两个层面的冲突，生物防御的需求极大地限制了美国政府的政策空间，而意
识形态叙事则可以另起炉灶，超越原先安全叙事下生物防御战略构成的障碍，为

政府争取最大限度的政策自由。价值标准比安全标准更为抽象、更易操作，是未
来打压竞争对手，迫使生物技术研究领域其他利益相关者屈服的重要工具。
生物技术意识形态化更便于美国协调盟友行动，重构国际生物研究网络，建

立有利于美国的生物技术发展环境，避免技术“脱钩”造成的负面效应。2021 年，
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在拜登执政期间撰文指出，尽管中国的实力和影
响力不断增强，但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才能提升自由规范在贸易和技术领域的
普及，西方只有与日本、韩国和其他亚洲经济体合作，才能塑造技术标准。 美
①
国正逐渐意识到新兴技术研发的全球网络化特征，因此希望通过意识形态话题，
将中美技术“脱钩”转为中国与美国同盟技术的集体“脱钩”，以最小代价压制
中国生物技术发展，突破传统安全叙事结构下生物技术政策的内在矛盾。

（二）生物技术军工化颠覆生物防御安全框架
美国政府历来将生物技术视为一种民用和商业经济追求，除军事医学和生物
武器外，美国国防部很少讨论生物学议题。 在生物技术“两用性”叙事中，军
②
事用途是主要“恶意”用途。生物防御政策安全框架内，生物技术的军事应用是

① Joseph S. Nye, “In US-China Competition, Technology Matters, but Alliances Matter More,”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Strategist, December 7, 2021, 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in-
us-china-competition-technology-matters-but-alliances-matter-more/.
② Robert Carlson, Chad Sbragia and Katherine Sixt, “Beyond Biological Defense: Biotech in U.S.
National Security and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nstitute for Defense Analysis, August 2021,
https://www.ida.org/-/media/feature/publications/b/be/beyond-biological-defense-biotech-in-us-national-
security-and-great-power-competition/p-22700.as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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