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 - 《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6期

2022 年第 6 期

的认知也影响着其国家安全战略倾向，进而在国内外政治结构限定范围内对本国安
①
全政策起着不同程度的支配作用。 威胁既是一种动态的行为，也是一种稳定存在
的、损及行为体利益的要素。国家安全威胁则是直接或间接影响国家生存能力的风

险性因素。
鉴于国家实力、治理制度与政治文化的差异，威胁识别的优先程度与衡量标准
在不同国家的政治实践中差异显著。在对外战略实践中，美国是强调对本国安全威

胁进行界定的典型国家，将威胁识别置于国家战略思维的支柱地位。 美国政府的
②
国家安全战略集中展示出“威胁范式”的特征，通过界定对本国安全产生威胁的行
为体，来认知和调整本国的安全状态。
③
领导人对国家安全威胁的识别由三个要素组成。第一，威胁来源的主体判定。

领导人需要从本体上确定威胁来源的性质，安全威胁究竟是国家行为体还是非国家
行为体，是人为因素还是非人为因素等，这一判定影响着后续针对风险采取战略选
项的议程。第二，安全威胁的识别标准。领导人在将相关行为体确定为安全威胁时，

通常会根据对方挑战本国安全现状的倾向认知和敌对意图判定作为准绳：当被视为
安全威胁的行为体挑战程度越强时，其对国家安全的威胁程度可能就越大；当该行
为体的敌对意图上升时，其威胁程度也可能越大。 第三，竞争行为体的威胁方式。
④

① 既有研究指出，决策者对国家安全威胁的感知在建立安全联盟、敌对关系和解、国际机
制参与、对外战略制定等方面提供了重要动因。参见 Janice Gross Stein, “Threat 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L. Huddy, D. O. Sears and J. S. Levy,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364-394; He Kai, “Undermining Adversaries:
Unipolarity, Threat Perception, and Negative Balancing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 Security
Studies, Vol. 21, No. 2, 2012, pp. 154-191; Gause F. III, “Balancing What? Threat Perception and Alliance
Choice in the Gulf,” Security Studies, Vol. 13, No. 2, 2003, pp. 273-305; 托马斯·谢林：《冲突的战略》，
赵华等译，华夏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04-111 页；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北
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王高阳：《与宿敌为友：国家间和解的政治经济学》，《国际安全研究》
2021 年第 6 期，第 104-130 页；韩献栋、王二峰、赵少阳：《同盟结构、威胁认知与中美战略竞
争下美国亚太盟友的双向对冲》，《当代亚太》2021 年第 4 期，第 28-66 页。
② 韩召颖、李圣达：《美国政治信念与对外政策——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操
作码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 年第 7 期，第 23-47 页；邢悦、陆晨：《对冷战后〈美国国
家安全战略报告〉的文本分析》，《国际论坛》2019 年第 5 期，第 3-23 页。
③ 尹继武：《中美国家安全观比较分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 年第 3 期，第
151-158 页。
④ 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0-25 页；
尹继武：《私有信息、外交沟通与中美危机升级》，《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 年第 8 期，第 71-99
页；Raymond Cohen, “Threat 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Crisi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93,
No. 1, 1978, pp. 93-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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