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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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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具有不安全感。 菲尔克认为，即便与一个问题相关的描述是理性的，但是这种
描述也容易唤起人对这一问题的恐惧，例如，美国的精英将米洛舍维奇、萨达姆·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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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因描述为“像希特勒一样的人”。 越容易唤起人们对某一问题的恐惧，国家越
可能将该议题安全化。但是，这种恐惧也可以通过安全化的行为被激发。换句话说，
即使国民对一个非安全领域的问题没有恐惧，但是可以通过国家对该问题进行的安
全化而产生恐惧的情感。因此，国民对非安全领域问题的恐惧并不是国家选择将该
议题进行安全化的必要因素。

另外，还有学者指出，议程设置、安全观念的转变等也是促使国家选择将某一
问题进行安全化的原因。例如，中国学者赵行姝认为，美国从安全角度应对气候变
化的主要因素是“国际社会的政治议程、美国国内主流智库的科学议程以及国会影
③
响美国气候政策等”。 李靖堃在对英国气候政策进行分析的时候指出：冷战的结
束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是影响英国“国家安全观”与“气候安全观”形成的两个最

④
重要的因素。 国家安全观的形成又是气候安全观产生的必要条件。李开盛认为，
对于行为体而言，采取安全化行为的动力是因为“可以借此掌控资源，并且使得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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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摆脱正常的政治秩序，从而可能获得更大的权力空间”。 此外，冷战的结束
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被认为是英国选择将气候变化问题进行安全化的环境因素。
然而，就国际社会而言，政治议程的设置给所有国家都提供了相似的背景，但
并非所有国家都采取安全化的行为。这就表明，影响国家安全化选择的主要因素还
是应在国家层面寻找。由此可以发现研究中存在的一点不足，即对众多影响因素在
不同层次与功能上的划分。国际议程设置对于国家的安全化行为而言的确是一个不

能忽视的因素，它虽不是最核心的影响因素，但可以将其作为国际层次中的背景因
素——国际议程设置是国家安全化行为产生的一个前提。同样是作为国际层次的背
景因素，冷战的结束或全球化进程导致了许多问题的产生，并且这些问题在不同程
度上都对国家的安全造成了威胁，但是英国及其他部分国家并没有将所有问题都视

① Georgios Karyotis and Stratos Patrikios, “Religion, Securitization and Anti-immigration
Attitudes: The Case of Gree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7, No. 1 (January 2010), p. 44.
② K. M. Fierke, Critical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5, p. 137.
③ 赵行姝：《气候变化与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官方的认知及其影响》，载《国际安全研究》
2015 年第 5 期，第 114 页。
④ 李靖堃：《国家安全视角下的英国气候政策及其影响》，载《欧洲研究》2015 年第 5 期，
第 5 页。
⑤ 李开盛：《“去安全化”理论的逻辑与路径分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15 年第 1 期，
第 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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