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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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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时，这一问题就被安全化了”。 因此，安全化被界定为是一种“言语行为”（speech
act），被包含进一个主体间的过程。这一过程涉及施动者以及施动者做出某种行为
的目标。施动者的目标并不是被动接受施动者的行为，而是存在双方互动的过程。

除了施动者及其受众目标，安全化的产生还需要一个必备环节——选择将被安
全化的议题。在国家的安全化行为中，议题的选择通常是国家深思熟虑的结果。分
析国家议题选择的原因，实际上是对国家安全化行为进行的归因解释。在既有文献
中，关于解释国家为何选择将某一非安全领域议题进行安全化的观点并不多，通常

是作为问题研究的背景进行介绍。对于国家选择该议题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以下因
素：某一非安全领域的问题给国家安全造成的客观威胁、国家对这种威胁的认知、
国民对这种威胁存在的恐惧以及议程设置与安全观念的转变等。
首先，非安全问题产生的客观威胁是安全化产生的必要条件。布赞与维夫等人
提出：当一个问题对指涉对象造成了存在性的威胁时，这个问题就会被安全化。杰

弗里•德波尔科（Geoffrey Dabelko）在研究气候变化对安全造成的影响时，使用“直
接”（direct）与“间接”（indirect）的术语将这种潜在影响进行分类。这种分类
建立在气候变化给“国家能力”与人口的基本福利带来的潜在挑战上，这些挑战在
②
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国家的稳定。 从直接的角度看，气候变化是一个安全问题。
从间接威胁来看，奥意尔·布朗（Oli Brown）与安妮·汉密尔（Anne Hammill）
等人认为，气候变化会造成安全影响，是因为它对造成国家间冲突的现存因素的恶
③
化产生了威胁。 然而，丹尼尔·多德尼（Daniel Deudney）反对将环境问题与国
家安全相联系。他认为，在一些案例上，从安全的视角来界定环境问题是事与愿违

的。这主要有两个原因：（1）安全途径是短期的，但环境恶化似乎是长期的；（2）
④
安全政策所鼓励的“我们反对他们”并不能与环境恶化的因果联结相匹配。 同样，
劳埃德·佩蒂福德（Lloyd Pettiford）指出一个容易犯的错误是将所有对人类幸福
造成的威胁都视为对安全的威胁，就像任何不好的事情都会成为“安全关切”。他

① Shirley V. Scott, “The Securitization of Climate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How Close Have
We Come and Would Full Securitization Enhance the Efficacy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Policy,”
Review of European Community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Vol. 21, No. 3 (November
2012), pp. 220-230.
② Geoffrey D. Dabelko, “Planning for Climate Change: The Security Community’s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Climatic Change, Vol. 96, No. 1 (2009), pp. 13-21.
③ Oil Brown, Anne Hammill and Robert Mcleman, “Climate Change as the ‘New’ Security
Threat: Implication for Africa,”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3, No. 6 (November 2007), p. 1143.
④ Jef Huysmans, “The Question of the Limit: Desecuritisation and the Aesthetics of Horror in
Political Realis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7, No. 3 (1998), p. 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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