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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第 6 期

后布雷顿森林时期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是导致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因
素，因此，在后危机时期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中，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和改革
成为焦点。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对金融安全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为国际货币体系

的制度变迁创造了强大的外部动力，并使之成为二十国集团（G20）主导的全球金
融治理改革的核心议程之一。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十年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有所
进展，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配额和特别提款权（SDRs）货币篮子构成的

调整。但是，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逐渐消散，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陷入了“均
衡困境”。所谓均衡困境是指制度变迁在达到或持续趋近于最优状态之前，便停滞
于某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变迁动力逐渐减弱。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并未达到
或持续趋近于最优状态，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动力式微，其诸多问题虽有缓解，

但依然存在，如汇率波动和失调、美元不负责任的“嚣张的特权”、宏观经济失衡
等，这些问题使国际金融安全形势依然不容乐观。本文借鉴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
学对（国际）制度变迁的讨论以及博弈论和经济学中的“均衡”和“最优”概念，

定义均衡困境，分析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现状、问题和对国际金融安全的影响。

一 理论基础：国际货币制度及变迁

①
本文对制度变迁的解释主要借鉴比较政治学理论中的新制度主义。 新制度主
义的三个重要分支——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都致
②
力于回答制度如何影响行为体的行为，但对行为体本身的理解却不同。 理性选择
制度主义认为行为体是理性的，能够按照“计算的逻辑”做出战略性的决策，并追
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社会学制度主义认为社会行为体会按照一种“适应性逻辑”
③
采取行动。 历史制度主义认为人“既是被规范约束的规则遵守者，又是追逐自

① 所谓的“新”是相对于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政治学研究中讨论政府和现代国家等正式
组织的“旧”制度主义而言的。参见 Stephen Bell, “Institutionalism: Old and New,” in Dennis
Woodward, Andrew Parkin and John Summers, eds., Government, Politics, Policy and Power in
Australia, Molbourne: Pearson Education Australia, 2002, pp. 1-16。
② Sven Steinmo, “What i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Donatella Della Porta and Michael
Keating, eds., Approach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50-178.
③ Vivien A. Schmidt, “Taking Ideas and Discourse Seriously: Explaining Change Through
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 as the Fourth ‘New Institutionalism’,”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2, No. 1 (March 2010), pp.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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