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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 1 期

间防特工作。” 1993 年 2 月，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30 次会议通过《中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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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
从 1978 年到 1993 年的 15 年间，中国开展国家安全法治的实践，内嵌于“确

立法律秩序以法治取代人治”的时代背景中；这一时期国家安全法治实践和与之相
关的法治研究在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上不可避免地带有以下特点：
第一，法治初兴，“革命”情结和人治色彩并未完全消退。1978 年颁布的《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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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作为“恢复性的过渡宪法”， 在序言中依然规定，“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
的斗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对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
复辟，准备对付社会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对我国的颠覆和侵略”。由此可见，国家
安全法治研究的理论逻辑起点是：政治斗争下的安全保障问题。在实践逻辑上，主

要从国际关系学和地缘政治学角度看待国家政治军事安全问题。
这一点在国家安全立法实践中得到体现，1993 年《国家安全法》第四条将
“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界定如兹：是指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实施或者指使、

资助他人实施的，或者境内组织、个人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实施阴
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
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的；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策动、勾
引、收买国家工作人员叛变的；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其他破坏活动的。专责维

护国家安全的实务部门同志同样认为，“建国以来，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和其他各
种敌对势力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活动从未停止过，隐蔽战线的斗争一直是尖锐
的、复杂的。尤其是在加快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和其他敌

对势力对我国进行政治渗透、颠覆分裂、情报窃密、勾连策反等破坏活动的范
围不断扩大，方式也更加多样化。因此，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法》，对于进一
步加强国家安全工作，增强公民的国家安全意识，有效地防范和制止危害国家
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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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重要的意义。” 基于当时的政治认识和时代环境条件，使得 1993 年《国
家安全法》实际上是一部“反间谍法”，这也为其后被《反间谍法》取代的命运
埋下了伏笔。

① 徐忠建：《应当制定国家安全法》，载《现代法学》1986 年第 4 期，第 62-63 页。
② 蔡定剑：《宪法精解》，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6 页。
③ 中安：《筑起一道反奸防谍的人民防线——汪云章就<国家安全法>的贯彻执行答记者问》，
载《上海人大月刊》1993 年第 5 期，第 18-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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