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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 2 期

①
究等。
从国内的文献查阅来看，关于边境安全的研究并不多见。从 1992 年中国开始实行
沿边开放政策以来，关于边境地区经济和贸易发展以及兴边富民的文章相对较多，而
从安全角度对边境地区的研究相对很少，在 2008 年国家第二轮沿边开放政策调整之
后，随着对边境发展的关注，关于边境安全的研究虽然逐渐多起来，但是都集中于军

事院校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研究机构，仍然没有形成气候，边境安全的研究在国内学术
界至今仍处在一个较为边缘的位置。同时，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国内学者在边境安
全方面的研究集中于如何维护边境安全，注重实践性的治理与管控。在理论层面，多
②
用总体国家安全观来探讨边境安全的认知与路径； 在实践层面，则主要关注中国独
特的边境形态产生相对应的特殊议题，诸如“边境安全的维护、陆地边境的管控、边

民社会的治理、边境空虚的防范与治理、沿边开发开放、边疆地方政府治理责任、陆
③
地边境治理的绩效等。” 因此，现有研究更偏重宏观和实践层面的探讨，缺少对边
境安全特殊性的进一步深化研究，在安全理念等方面缺少提升。
实际上，将安全问题置于边境地区去考察，我们发现安全在边境开放的情况下
所体现出来的并非只是“生存”的问题，而是更深层次的“共生”问题。
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将生物学的“共生”概念逐步运用到经济学、社会学等社

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中，特别是从 2010 年前后一些上海学者将“共生”研究引入国
④
际关系领域，提出很多颇有见地的思想观点。 国际关系领域的 “共生”既遵循

① Kama Kaerg, “On the Borders of the Market: EU Emissions Trading, Energy Security, and the
Technopolitics of ‘Carbon Leakage’ ,” Geoforum, Vol. 51, No. 1, 2014, pp. 202-212；Julien Jeandesboz,
“Smartening Border Security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 Associational Inquiry,” Security Dialogue,
Vol. 47, No. 4, 2016, pp. 292-309; Mayurachat Watcharejyothin and Ram M. Shrestha, “Effects of
Cross-Border Power Trade between Laos and Thailand: Energy Security and Environmental
Implications,” Energy Policy, Vol. 37, No. 5, 2009, pp. 1782-1792.
② 王亚宁：《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维护中国边境安全的路径》，载《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
报》2016 年第 9 期，第 1 页；徐黎丽：《论十九大报告中的“边境安全”》，载《西部蒙古论坛》
2017 年第 4 期，第 10 页。
③ 白利友：《国家治理视域中的边疆与边疆治理》，载《探索》2015 年第 6 期，第 30 页；
邓力方、张保平：《新疆南部边境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及应对策略》，载《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
学报》2015 年第 5 期，第 31-35 页；梅英、彭海林：《缅北动荡局势下我国边境安全应对刍议》，
载《民族学刊》2018 年第 4 期，第 64-70 页等。
④ 金应忠：《国际社会的共生论——和平发展时代的国际关系理论》，载《社会科学》2011
年第 10 期，第 12-21 页；任晓：《论东亚“共生体系”原理——对外关系思想和制度研究之一》，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 年第 7 期，第 4-22 页；杨洁勉：《中国走向全球强国的外交理论准
备：阶段性使命和建构性重点》，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 年第 5 期，第 4-14 页；苏长和：《共
生型国际体系的可能：在一个多极世界中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
年第 9 期，第 4-22 页；夏立平：《论共生系统理论视阈下的“一带一路”建设》，载《同济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5 期，第 30-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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