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2 - 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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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 3 期
其一，相互怨憎的民族主义强硬势力在双方都占据了上风，“恐怖袭击”与“反
恐”的恶性循环成为双方安全互动中的主要模式。这场大起义标志着《奥斯陆协议》
开启的和平进程已经失败，巴以双方都对相互妥协、和解、和平的前景失去了信心。
20 世纪 90 年代建立的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之间的安全合作严重受损，以色
列在安全问题上转向“自助”。巴勒斯坦方面，90 年代中期曾受广泛谴责的对以恐
怖暴力，此时已经成为被大多数人接受为争取“民族自决”权利的合理途径；以哈
马斯为代表的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组织很快成为反以武装斗争的主力。而以色列则
从此对巴勒斯坦人的和平意愿产生了深刻怀疑，支持“以土地换和平”的工党等中
左翼温和势力从此一蹶不振，并在以色列政坛逐步边缘化。
其二，反以武装组织对以色列武装斗争的策略重点转向自杀式袭击、大规模
发射火箭弹等，而且更倾向于袭击以色列平民等“软性”目标。在“第二次起义”
中，自杀式袭击被哈马斯领导人兰提斯称为“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可以与 F-16
战机媲美”。起义高潮期，哈马斯和杰哈德等巴勒斯坦武装组织频频发动此种袭
击，一周发生的次数就超过 1996 年自杀式袭击高潮期全年的次数。2002 年，以
色列有 277 名平民和 149 名安全部队人员死于恐怖袭击，其中 188 名死于自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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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击。 火箭弹则是另一种制造死亡和恐怖的常用手段。从 2003 年开始，哈马
斯等武装组织每年向以色列南部发射成百上千枚“卡桑”火箭弹；2006 年第二次
黎以冲突期间，黎巴嫩真主党也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大约 4 000 枚“喀秋莎”火
箭弹。这些火箭弹在数量、射程和威力方面都呈明显上升之势，给以色列带来了
巨大的安全威胁。如 2006 年第二次黎以冲突期间，真主党发射的火箭弹有 1/4 击
中以色列城镇，导致 53 名以色列平民死亡。 火箭弹重灾区还有大量人患上“创
②
伤后遗症”，或者干脆大量逃离这些地区。在以色列广泛建立隔离墙、开发和部
署导弹防御体系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又转而大规模发掘地道体系，通过地道转
运物资、实施对以渗透。
在严重恶化的政治安全环境和高度敏感的安全意识助推下，以色列借助九一一
事件后有利的全球反恐大环境，对巴勒斯坦实施一系列空前严厉的反恐举措，包括
① Daniel Byman, A High Price: The Triumphs & Failures of Israel Counterterror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31, 142.
② Daniel Byman, A High Price: The Triumphs & Failures of Israel Counterterror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255。根据人权组织“神形”（B’Tselem）的统计，死亡人数为
384 人。参见 https://www.btselem.org/statistics/fatalities/before-cast-lead/by-date-of-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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