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1 - 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3期

“反恐”战与以色列军事伦理的嬗变

当时，巴勒斯坦的犹太平民就面临来自阿拉伯人的暴力袭击，而右翼犹太武装组
织也对阿拉伯平民“以暴制暴”，并对当时巴勒斯坦的英国托管当局发动恐怖袭
击。建国后近半个世纪，以色列通过在常规战争中一再击败周边阿拉伯国家，确

立和展示其军事优势，进而迫使后者接受和维持某种程度的对以“和平”。由此，
以色列面临的传统安全威胁逐渐减退，而来自非国家（或次国家）武装组织的非
传统安全威胁日益凸显。“恐怖袭击”和“反恐”在 20 世纪末期成为以色列面临

的主要武装冲突形式。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黎巴嫩真主党等武装组织长期对以色
列相继实施包括派遣小规模突击队发动跨界袭击和破坏、劫持并杀死人质（典型
如“黑九月组织”1972 年在慕尼黑奥运会期间劫持并杀死以色列运动员）、劫机
②
①
甚至炸毁航班、 自杀式爆炸 等多种形式的“恐怖袭击”。而以色列则以暗杀
（如报复慕尼黑事件而实施的“上帝震怒”行动）、长途奔袭解救人质（如 1976
年派特种部队赴乌干达解救被劫持飞机和人质）、大规模跨境军事入侵（如 1982
年入侵黎巴嫩南部清剿“巴解组织”）、实施大规模拘押和驱逐式的“反恐”等多

种形式加以预防、报复和威慑。当今“恐怖主义”和“反恐战”中受到国际社会
诟病的特性，在当时就已经普遍存在。国际武装冲突法或人道主义法中关于区分
平民和战斗人员等方面的要求，很少被非政府组织纳入对以武装斗争为目标的考
量中。这些组织在袭击中不仅针对以色列无辜平民，而且也不惜利用己方平民。

而巨大的平民连带伤亡和民用设施的毁坏、悬殊的伤亡比率，也往往成为以色列
③
“反恐战”常有的恶果。
进入 21 世纪，“恐怖袭击”与“反恐”的斗争在旷日持久的巴勒斯坦人“第二

次起义”（second intifida）中开局。这场大起义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新时期以色列的
“反恐”实践和伦理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① 在20世纪60~70年代，巴勒斯坦武装组织为影响国际社会对巴以问题的态度，频频制造
劫机事件。1968 年至 1976 年间，就劫持了 16 架次的航班，还 33 次袭击了包括以色列航空公司
办公室在内的民用航空设施。参见 Daniel Byman, A High Price: The Triumphs & Failures of Israel
Counterterror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40。
② 1982 年和 1983 年，黎巴嫩真主党发动了多起针对以色列、美国和法国军事和外交目标
的自杀式袭击，造成巨大伤亡。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哈马斯等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开始运用自
杀式爆炸袭击以色列目标。
③ 典型案例是 1982 年以色列国防军为清剿巴解组织大举入侵黎巴嫩并轰炸叙利亚南部贝
卡谷地，导致近 17 000 人死亡，其中包括超过 1 000 名叙利亚军人和 3 000 名巴解组织战斗人
员，其余大多为平民。参见 Daniel Byman, A High Price: The Triumphs & Failures of Israel
Counterterror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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