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0 - 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3期

2019 年第 3 期

九一一事件开启了一个全球“反恐”的新时代。以“反恐”战名义出现的政
府武装力量与非国家武装团体之间的“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
①
武装冲突的主要形式。 而围绕“反恐”战产生的种种纷争，也已给关于武装冲突
的旧有伦理和法制带来严重挑战，并给其造成调整和修正的强大压力。长期面临“恐
怖主义”威胁，置身于“反恐”战前沿的以色列，以其长期强硬的“反恐”行动以
②
及相应的“反恐”军事伦理和法律创新， 成为推动“武装冲突法”和“国际人道
主义法”领域“修法”行动的“急先锋”。由此，以色列也置身于国际“反恐”法
律战和舆论战的前沿，其某些“反恐”实践和规范饱受国际舆论诟病。本文试图探
③
析以下几个与以色列“反恐”战 相关的问题，以管窥未来“反恐”军事伦理和国
际法的发展趋向：其一，21 世纪以来，以色列的“反恐”在实践和军事伦理方面

经历了怎样的嬗变？其二，国际舆论对以色列的“反恐”实践和伦理的态度如何？
其三，以色列国内社会政治因素如何影响以色列“反恐”实践和伦理的走向？
需要强调的是，由于本文旨在考察以色列反恐军事伦理嬗变，主要聚焦于那

些从军事伦理规制方面来说影响较大或争议较多的反恐军事实践和规制倡议，那些
同样以“反恐”为目的、但较少引发军事规制之争的行动，如修建隔离墙、建立导
弹防御体系、设置检查站、收集相关情报、拘捕和关押恐怖嫌犯等，则较少纳入本
文的考察范畴。

一 21 世纪初叶以色列“反恐”的军事实践

以色列在建国的历程中，就已经出现了如何处理和应对“恐怖主义”的问题。

① 相关数据评析，可参见 Therese Pettersson and Peter Wallensteen, “Armed Conflicts,
1946-2014,”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52, No. 4, 2015, pp. 536-550。
② “伦理”通常与“道德”通用，两者都体现为社会关于某种行为是否正当、正确的共
识，都用以约束和规范人类行为，而且都借助社会舆论使社会成员遵守规则。法律也是约束和
规范人类行为的社会规则，但它在国内主要依托国家机器的强制力量。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
社会，则主要依托国际机制约束、国际舆论压力或者强大国家的强制力才得以维系。作为一种
相对“软性”的规范，伦理有时会被国家机器采纳和实施而上升为更加“硬性”的规范，如法
律、政策、行为守则等。
③ 如何定义“恐怖主义”和“反恐”，在国际社会存在广泛分歧，迄今尚难达成共识。关
于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的袭击究竟是“民族自决”还是“恐怖主义”，以色列的武力反击究竟
是否“反恐”，不同国家也有不同认识。本文关注以色列“反恐”实践中的军事伦理嬗变，而
非定义之争。基于行文便利，本文对所借用的以色列“恐怖主义”和“反恐”等相关术语，整
体上不做政治和道德评判。
· 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