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9 - 《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2期

2020 年第 2 期

太空安全秩序是太空主体安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模式、结构
和状态。冷战时期，国际体系呈现出美苏两极对峙的格局，太空探索利用为美苏
两家所主导，太空安全互动也主要内嵌于美苏两极争霸过程之中。由于当时处于
早期发展阶段的航天技术主要是作为核威慑战略中侦察、预警和核查等补充手
段，加之美苏双方的航天技术发展在你追我赶中保持着对立抗衡的态势，因此，
太空安全秩序总体稳定，并构建起以 1967 年《外层空间条约》为代表的太空安

全机制框架体系。
冷战结束后，苏联一极力量已经坍塌，国际权力结构严重失衡，美国将信息
技术、太空技术与核技术结合起来，极力打造新的“三位一体”国家战略威慑体
①
系， 以绝对实力护持绝对霸权，使得太空威慑与反威慑博弈不断升级，对太空
安全秩序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和威胁。正视危机，当前太空安全秩序的构建面临哪

些新挑战？危中寻机，如何有效推进太空安全秩序的构建？对此问题的研究思
考，可以发现，各国在作出太空安全战略选择的过程中，不仅受到来自国际体系
层面的压力影响，还会考量太空力量功效、太空法规意识、战略协调、国家互动
情势、政治过程等中介变量。第一，大多数国家已经认识到太空力量对国家安全
的重要性，对太空安全的相关问题高度敏感，并普遍赞同通过构建共同的安全秩
序规范太空行为。第二，虽然从技术本质上看，航天技术应是助推全球化的重要
力量，但由于其日益增大的安全功效和缺乏权威约束机制，太空力量成为各国权
②
力的倍增器，短期内各国太空安全决策较易出现效率竞争型社会化。 第三，随
着太空力量安全功效的进一步增强，各国在太空安全活动中的决策更为谨慎，太
空国际法漏洞和不足的凸显引起国际社会形成修法共识；同时，太空力量在全球
化的推进中更趋普及，更多的太空国家的出现使得太空权力结构呈现出分散化和
均衡化的格局，最终可能导致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霸太空。因此，国际社会各行
为体亟须保持战略审慎，推动太空安全互动的政治过程“向善”发展，共同致力
于建构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太空治理体系，维护环境友好、清洁美丽的太空新

疆域，从而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① 徐能武：《空间政治学——政治文明新高地的复合建构之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2016 年版，第 105 页。
② 效率竞争型社会化（Competition-Oriented Socialization for Efficiency）这一概念由中国学
者董青岭提出，它指代一种政治认同程度和暴力受控程度都较低的社会结构。在这样的社会结构
中，并不存在着一个垄断和控制国家间暴力的合法性超级权威（super-authority），同时自我与他
者又处于一种生存意义上的敌友划分状态，为生存与安全计算，每个国家都会优先考虑内化那些
能够迅速增强其安全与防御能力的观念与规范，如权力平衡、相互确保摧毁与核威慑等。参见董
青岭：《复合建构主义——进化冲突与进化合作》，北京：时事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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