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3 - 《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2期
P. 123
2020 年第 2 期
占比例可能还会更高。 其次,进攻性太空能力的门槛不断降低。进攻性太空能力以
①
对手的太空能力(太空系统、部队、信息链路或第三方太空能力)为目标,使用欺骗
(deception)、干扰(disruption)、拒止(denial)、降级(degradation)或摧毁(destruction)
的手段达到预期效果。虽然天基武器、动能打击武器等对太空系统造成“硬杀伤”的
武器系统造价昂贵、数量稀缺,但随着技术的进步,电磁干扰等“软杀伤”进攻性太
空能力的技术和成本门槛越来越低,很容易就能被缺少太空力量的国家、组织甚至个
人获得。据报道,只需要耗费 7 500 美元就可以研制出一台针对超高频卫星的干扰机,
②
其制作方法甚至直接出现在互联网上。 技术的扩散使得卫星干扰事件频频发生,太
空“软杀伤”行动成为部分国家进行太空对抗的首选。
(二)太空安全秩序构建面临的新问题
太空的无疆域性和高远位置使得像美国这样极具霸权野心的行为体围绕太空安全
进行互动时,往往是为了抢占太空这一战略制高点,从而获取在国际体系内的相对优
势。在当前拥挤、竞争和对抗的客观环境下,太空国际体系中资源争夺、军备竞赛频
发,太空安全秩序呈现出公地悲剧、沟通失效、战略稳定性失衡等问题和风险。
第一,各国抢占太空资源导致的“公地悲剧”。太空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呈现
出各国主权无法延伸到太空的无疆域性,但所有国家都渴望利用太空。21 世纪以来,
越来越多的国家、组织和企业具备了太空发射能力,这也导致行为体纷纷对有限的
太空资源展开了争夺,越来越多的“物体”被放置在地球轨道上,并由此带来了碎
③
片、射频介入、潜在干扰和轨道资源竞争等问题, 甚至出现太空领域的“公地悲
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公共物品在产权不清晰的条件下必然导致滥
用而毁损,最终损害行为体自身的利益。 为了获取可靠的太空能力,不同行为体
④
的各类大型卫星星座计划相继出现,为国际太空资源的协调增加了更多困难。仅在
2014 年 11 月至 2015 年 2 月期间,国际电信联盟已经注册了至少 6 个卫星网络,其
⑤
范围遍布近、中、远地球轨道。 各国竞相发展“快速响应发射”和“一箭多星”
① David Webb, “On the Definition of a Space Weapon,” 2006, p. 13, http://praxis.leedsmet.ac.
uk/praxis/documents/space_weapons.pdf.
② Paul Marks, “Wanna Jam It?” New Scientist, April 22, 2000, https://www.newscientist.com/
article/mg16622351.400-wanna-jam-it/.
③ Theresa Hitchens and Joan Johnson-Freese, “Toward a New National Security, Space Strategy:
Time for a Strategic Rebalancing,” Atlantic Council, June 2016, p. 15, http://www.atlanticcouncil.org/
images/publications/AC_StrategyPapers_No5_Space_WEB1.pdf.
④ 程群:《太空安全的“公地悲剧”及其对策》,载《社会科学》2009 年第 12 期,第 13 页。
⑤ Attila Matas, “Conflicts Related to Radio Frequency Interference Abuse of ITU Regulatory
Procedures,” 4th Manfred Lach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flicts in Space and the Rule of Law,”
May 27-28, 2016, https://www.mcgill.ca/iasl/fles/iasl/1._a._matas.pdf.
· 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