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5 - 《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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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 2 期
间放置武器、对外层空间物体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武力条约草案》(PPWT)将太空
武器定义为“制造或改造的、基于任何物理原理用来消除、损害或干扰在外空、地
球表面或空气空间中物体的正常功能,以及用来消灭人口和对人类生存至关重要的
①
生物圈组成部分或对其造成损害的任何外空物体或其组成部分。” 美国则认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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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法没有包含由地表投送的反卫星武器,并在 2008 年否决了这一提案。 各国
在某些关键的太空问题上缺少共识,新的太空行为规范在短期内又很难形成,这就
使国际社会不但很难遵循公认的行为规则开展太空活动,而且在太空军备控制等太
空安全的关键问题上难以沟通协调,构建太空安全秩序的努力效率低、进展慢。
第三,“攻击占优”导致的战略稳定性失衡。太空系统脆弱性和轨道的相对可预测
性使得太空系统具有易攻难守的特性,太空领域的攻防对比(offense-defense balance)
更有利于进攻的一方。攻防对比是指为了获得胜利,进攻方与防御方投入的武装力量
③
成本之比。 随着太空攻击手段的技术和经费门槛不断降低,初期较少的投入就能够
获得很大的成效;而太空防御则面临着研发时间长、经费消耗大、成效不明显的困境。
也就是说,在太空防御真正发挥效果之前,低门槛的太空攻击就已经能够对其造成破
坏,甚至进一步打断太空防御的发展进程。这就造成了太空军事竞争中“攻击占优”
④
的现实情况——行为体出于提高效费比的偏好更倾向于在太空率先发动攻击。 这种
“攻击占优”的情况无疑会削弱太空领域的战略稳定性(strategic stability)。太空能力
强的一方更希望利用自身优势夺取先机,其对手为了避免处于被动,也会铤而走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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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首先发动攻击。 这更容易导致太空冲突的发生。在目前尚无太空战争升级框架
的情况下,由双方认知不同引发的太空冲突极易导致两国的全面战争,带来无法控制
的灾难性后果。此外,虽然各国发展太空能力的水平参差不齐,但普遍都认识到太空
作为战略制高点的重要性,也都在各自能力范围内加紧了对太空资源的争夺。因此,
任何行为体太空能力的进步都必然成为其他行为体效仿或反制的对象。太空能力强的
国家在太空信息支援能力、天对地打击能力等方面你追我赶,太空能力弱的行为体则
努力通过发展反卫星技术等以求获得不对称优势。太空军事化和太空武器化日趋严重。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防止在外空放置
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草案)》,2014 年 6 月 16 日,http://www.fmprc.gov.cn/
ce/cegv/chn/cjjk/hdft/t1164486.htm。
② David C. DeFrieze, “Defining and Regulating the Weaponization of Space,” Joint Force
Quarterly, Vol. 74, No. 3, 2014, p. 111.
③ Charles L. Glaser and Chaim Kaufmann, “What Is the Offense Defense Balance and Can We
Measure I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4, 1998, pp. 46-50.
④ 徐能武:《21 世纪初美国外空攻防对抗准备论析——基于攻防理论的视角》,载《外交评
论》2013 年第 3 期,第 79-92 页。
⑤ 张曙光:《威慑理论:美国国际战略学的一个重要领域》,载《美国研究》1990 年第 4 期,
第 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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