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2 - 《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3期

生物多样性议题安全建构的碎片化

为与五大战略目标均关联的安全关注，特别是与战略目标 B 和 D 的所有目标都有
关联。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第 14 项和第 15 项分别是关于海洋资源保护和陆
地生态系统保护，由此被归类为生态安全。这两项目标特别强调了海洋和陆地生态

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因此，大多数“爱知目标”都被归纳于这两项可持
续发展目标，进而归类于生态安全。但是，遗传多样性作为生态层面保护的重点之
一，爱知目标第 13 项却没有与生态安全相连接。这主要是因为遗传基因资源保护

更侧重于可持续发展中的粮食生产与消费（粮食安全）和传统医药原材料的获取（公
共卫生安全）。值得注意的是，“爱知目标”第 16 项与可持续发展第 15 项都强调
了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的重要性，因此它被归类于生态安全。虽然，此类关联
有其科学道理，但是“爱知目标”中的保护遗传多样性没有被归入可持续发展的两

项生态系统目标则具有明显缺陷，还需要相关学界和政策制定者进一步商榷。
第二，经济和发展是生物多样性目标的重要安全化参照对象。经济安全和发展
安全有相互重叠的领域，都关注社会的建设和经济的发展。但是，两者在安全定义

上具有根本性的区别。经济安全强调经济增长和发展是受到威胁的参照对象。发展
安全是从第三世界角度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消除贫困、全球公平正义和南
①
北国家间鸿沟等安全议题。 经济安全和发展安全都分别与目标 A、B、D、E 相
关联，体现两者在生物多样性目标的重要位置。从经济安全角度来看，生物多样性

强调提升生物价值，促进可持续生产和消费，推动农业、林业、水产业等部门的可
持续利用、控制污染以及改善生态系统服务等目标。这些目标政策的实施不仅有助
于缓解威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自然客观因素，同时也鼓励相关产业积极推动绿色经

济转型，促进企业创新和就业增长，提高应对环境挑战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发展
安全则从另一个角度关注发展空间、挑战和权利。一方面，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物
价值、各领域的可持续利用、生态系统的维护都有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社
会发展质量，消除贫困，促进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南北国家间发展的不平衡是

全球现实问题。发达国家有责任和义务提供资源支持和技术支撑，帮助发展中国家
提高能力建设水平，应对环境退化造成的生态影响，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制度建
设。但是，经济安全和发展安全均未与目标 C 的生态层面保护措施相关联。这说

明目标 C 仅被视为生态和环境问题，缺乏宏观的社会和经济联系。

① Nana K. Poku and Jacqueline Therkelsen, “Globalisation,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in Allan
Collins, Contemporary Security Stud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223-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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