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7 - 《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3期

2020 年第 3 期

（emancipation）之间的紧密联系。安全是一种“良性”政治，能够带来积极的意义
和效果。因此，威尔士学派忽略了以安全名义开展行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然而，
①
哥本哈根学派明确指出政治和安全概念的根本不同，强调安全的“恶性”属性。 哥
本哈根学派提出的安全化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安全分析框架和视角，在规范讨论方
面并不认同议题安全化的合理性。因此，安全化理论也发展出去安全化的理论观点，
强调不是所有问题都应该被安全化，安全化可能会导致负面影响，反之，去安全化

到政治层面会更有利于问题的有效解决。奥利·维夫（Ole Wæver）使用“环境安
全”作为案例讨论了去安全化的重要性。安全化立足于国家安全层面，需要强大的
社会和政治调动能力，强调国家力量高度集中化的投入。但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安
全措施不能有效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反而可能导致环境问题的军事化。另外，安全

化衍生出来的“我们和他们”（us-them）之间的区别会导致国家将环境问题视为
②
其他国家造成的外部威胁，从而忽视了自身对于环境的破坏。
（三）环境安全化

尽管环境议题去安全化有其理论的正当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环境安全”
概念的使用在谈论环境议题和提升环境关注度和政治议程设置将会长期存在。奥
利·维夫的去安全化观点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
第一，该理论主要强调了国家是主要安全行为体，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需要采

取紧急的措施和行动，将环境问题视为单一议题。但是，环境安全化议题已经发生
了明显的变化。气候变化问题不仅在环境讨论议程中占据主导地位，气候安全化讨
论也早已超出传统国家安全范畴。环境安全不再只是将环境视为威胁参照对象，也

不局限于环境领域。国际气候变化涉及的安全关切包括气候协议履约的主权问题、
政策执行透明度的信息安全、减排涉及的经济安全等。环境议题不再是本身的安全
化，而是与环境相关领域的安全化。澳大利亚气候变化安全化的失败说明了安全化
理论在政策实践中的局限性。当安全的话语和威胁的认知受到广泛认可和接受之

后，安全语言本身并不必然导致政府紧急措施的产生。特别是在安全话语冲突的情

① Christopher Browning and Matt McDonald, ‘‘The Future of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Ethics
and the Politics of Securi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9, No. 2, 2013, p. 242;
David Mutimer,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A Schismatic History,’’ in Alan Collins, ed., Contemporary
Security Stud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67-86.
② Ole Wæver, “Securitization and De-securitization,” in Ronnie Lipschutz, ed., On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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