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8 - 《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3期

生物多样性议题安全建构的碎片化

①
况下，经济安全话语能够超越环境安全话语，主导政策走向。
第二，过于关注国家层面而忽略了其他行为体和集合体的安全化过程。推动环
境议题安全化的行为体涵盖环境运动、媒体、环境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等，它们

都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议程设置能力。比如，绿色和平组织初期开展激烈的
街头运动和环保行动，后来转而为媒体工作者提供环境知识培训和举办研讨会等方
②
式，吸引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影响环境新闻的议程设置。 2019 年，欧洲众多学
府和机构响应“气候紧急状态”（climate emergency），提升气候安全和紧迫性的
公众意识和制度建设。首先，环境安全化行为体不局限于国家层面。不可否认的是，
全球环境治理存在着一国指责他国应该为环境负责的事实。但是，国际谈判和治理
呈现的主要特点是不同国家间组成谈判集团，实现谈判集团内部的立场合作，各谈

判集团强化和捍卫各自立场。对气候变化问题有历史责任的欧盟与气候变化受害者
小岛国能够展开合作，充分说明国家之间在环境领域不是绝对零和关系。其次，欧
盟试图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的平台推动气候变化安全化。但是，发展中国家等其他行为

体组成谈判集团对此持抵触的态度，担心安全化会影响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
③
术和资金支持的议程优先性，同时也担忧安全化会损害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利益。 因
此，其他国家行为体组成的集团在安全构建中也扮演关键角色。
第三，环境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环境本身不容易形成单一安全本体。绝对关注

环境部门的安全化忽略了环境议题进入安全话语的观察路径。研究环境安全化和去
安全化应该着重于研究国家安全框架、政策、话语体系如何阐述、设置、建构环境
议题。值得注意的是，环境话题效应具有短期性的特点，如果安全化过程无法具备

④
长期性，安全议题最终会被其他政治和经济议题所排挤。
总而言之，环境议题的相关研究已经广泛使用安全化理论。一方面，环境安全
化不同于其他部门安全化，环境问题非政治化阶段处于科学研究和探讨层面。在这

① Matt McDonald, “The Failed Securitization of Climate Change in Australia,”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7, No. 4, 2012, p. 590.
② Andy Williams, ‘‘Environmental News Journalism, Public Relations and News Sources,’’ in
Anders Hansen and Robert Cox,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Environment and Communic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5, p. 198.
③ Yan Bo, “Securitization and Chinese Climate Change Policy,”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 No. 1, 2016, p. 110.
④ Jeroen Warner and Ingrid Boas, “Securitization of Climate Change: How Invoking Global
Dangers for Instrumental Ends Can Backfir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 Politics and Space,
Vol. 37, No. 8, 2019, pp. 1476-1478, 1482-1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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