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1 - 《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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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 3 期
儿童权益的关系。因此,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进一步改善,提升
对于人类福祉的关注度。IPBES 还强调生物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可能会影响森林和农
田的保护,进而威胁粮食安全和水安全。生物多样性丧失与土地使用改变的问题有
①
很大的关系,生物能源生产和使用会造成间接的土地使用改变情况。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发布的报告显示,北极地区的生境退化威胁到该区
域土著居民的粮食安全和生存状态。南非德班面临吸水能力强的外来入侵植物,进
而加剧水安全问题。这些安全议题均与遗传资源多样性有关。
世界自然基金会认为北约和美国将气候变化视为全球安全的重要威胁之一,提
出了经济、社会和制度安全,强调水资源与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关联。该机构不仅
关注粮食安全和水安全,也将全球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问题纳入其专题报告中。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 2019 年度报告中提到了能源安全,指出湄公河等跨国水
资源管理改革需要能源结构的多元化,提高非水利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水平。尽
管报告并非专题聚焦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但是该机构在物种保护领域的重要地位不
容忽视。
综上所述,粮食安全和水安全是主要缔约方国家和重要非政府行为体共同关切
的议题。但是,各行为体也展现了各自对于生物多样性安全的多元关注。生态安全
作为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安全化参照对象,缺乏各行为体的广泛关注。土地权利安全
和主权安全在不同利益攸关方和国家间具有争议性,不仅难以提高全球保护行动的
统一认知,反而会加剧各方之间的裂痕。因此,治理层面和国际谈判层面的整体安
全认知建构对于整合各行为体的生物多样性安全化进程至关重要。各行为体缺乏有
效的共同安全关切,导致各自提出不同立场。
六 中国生物多样性议题安全化过程
中国的环境与安全理论研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主要是受到国际环境政
治学界快速发展的影响。冷战结束以后,中国政治和安全研究学界开始重视环境议
②
题,认为中国需要建立适合自身国情的环境安全观。 随着国际环境谈判的推进,
包括生物多样性议题在内的全球环境保护协议和制度建设不断强化,环境安全成为
① Deborah Scott, “Framing and Responding to Scientific Uncertainties: Biofuels and Synthetic
Biology at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Jurimetrics, Vol. 56, No. 3, 2016, pp. 245-250.
② 张海滨:《国外环境与安全问题研究述评》,载《欧洲》1997 年第 1 期,第 69-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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