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6 - 《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4期

生物安全时代：新生物科技变革与国家安全治理

信息服务的新型监管模式。创建独立工作组，评估生物科技发展及与纳米技术、机
器人技术、人工智能、3D 打印技术等技术融合对其部门职责的影响，靠前服务国
内相关研究机构和产业界，提高政府相关部门的认知和监管能力，与时俱进建立更

集中、流畅的生物技术产品政府监管体系，加快批准基于新技术产生的新医疗对策，
加速战略物资的公共采购。
第三，强化底线思维、风险思维和未来思维。转变安全观念，着眼“生物安

全的时代”，设想最极端的情况，设置未来情景预案，积极进行国家生物安全应急
系统的能力测试，塑造管理认知环境和共识，进而针对性设定加强国家生物安全能
力和战略物资储备建设目标。
第四，推倡源头治理和开放治理，开展负责任的创新和科学传播。将科学传

播、社会伦理法律、风险沟通等纳入前沿生物科技研究决策和生物安全战略制定过
程。传播前沿生物科技知识和政策，防范科学研究或新生物技术工具应用中可能产
生的新流行病风险和其他严重后果。将严格规范科研行为与保护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相结合，培养高素质的潜在创新人力资源，凝聚社会共识、激发社会活力。设定风
险沟通战略、计划、产品和渠道，力争覆盖整个社会和各类人群，向公众提供清晰
真实及时的信息和有效沟通。

结语：生物安全的时代终将到来

科学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生物科技创新正在

重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至人与自身的关系，特别是安全关系。生物安全既包括重
大传染病、微生物耐药和生物入侵等这类自然发生或者人类社会活动诱导的安全类型，
也包括人为恶意目的的生物恐怖、生物武器威胁，以及为遏制上述风险或人类自身需
要而采取研发产业化活动导致的实验室生物安全、转基因安全、技术谬用和滥用、生

物资源和人类遗传资源安全形态。随着科技的发展，部分行为体可能为追逐绝对生物
安全或战略经济利益，促进基于生物危害因子的改造，使得生物经济安全、网络生物
安全、物种群体操控等生物安全形态浮现。而且可以预计，未来将会有更多复杂、混

合、交织的生物安全形态，既有的生物安全类型也会呈现出全新的面貌。
因其涉及危害因素的跨界性、主体的多元性、技术的鲜明两用性、技术更新换代
强节奏性，生物安全的非传统安全特征将更加明显。令人忧虑的是，未来这种新生物
科技暴力的极端应用或者新型疫情的自然暴发或人为诱发，与人类既有的核武技术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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