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9 - 《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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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 4 期
以基因编辑、基因驱动、合成生物学为代表的前沿生物技术正处于飞速发展、
日新月异的变革中,既能通过促进疾病诊疗和健康福祉来造福人类,也可能对人类
的生存和发展造成威胁。由于涉及对人类自身的改造、对人类疾病的理解、对人类
社会安全的影响,着手应对前沿生物技术所蕴涵的安全威胁并非像面对失控机器人
“拔掉插头”般简单。1975 年 2 月,著名的阿西洛马会议在美国召开,第一次面向
基因工程潜在的生物危害及应对展开讨论;美国在 1976 年建立了世界首部生物技
术研究安全管理规定《重组基因分子研究准则》,并由此拟订出确保基因工程安全
的志愿性准则;英国等欧洲国家也相继通过国家立法开始面向生物技术的安全监
①
管。 2001 年九一一恐怖袭击和炭疽邮件事件后,美国及世界各国开始重视生物
恐怖主义威胁。2003 年 10 月,美国国家科学院研究理事会发布《恐怖主义时代生
物技术研究》,首次将生物技术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视野。 2005 年,英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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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资助机构开始关注前沿生物技术安全风险,包括医学研究理事会(MRC)、生
物技术和生物科学研究理事会(BBSRC)召集生物学家、政府、资助机构及其他
利益主体共同讨论如何对前沿生物技术安全实施监管,确立了独立的同行专家评审
③
机制,以筛选涉及伦理、安全等问题的不端科研行为。 2011 年 9 月,美国、荷
兰科学家公开发表针对高致病性禽流感 H5N1 病毒基因改造的研究成果,在全球范
④
围内引起广泛争议。 美国开始意识到国际社会针对前沿生物技术的监管存在重大
缺失,随后几年,接连发布了多部监管政策,包括美国国家生物安全科学咨询委员
会(NSABB)发布的《美国政府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监管政策》(2012 年)、美
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发布的《美国政府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机构监管
政策》(2013 年) 和美国政府颁布的《国家生物防御战略》(2018 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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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的美国生物技术监管政策透露出某种微妙变化。首先,政府预判前沿生
① 董时军:《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风险监管政策分析与启示》,军事医学科学院博士论文,
2014 年,第 4 页。
②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Committee on Research Standards and Practices to Prevent the
Destructive Application of Biotechnology: Biotechnology Research in An Age of Terrorism,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Academies, 2004, pp. 12-14.
③ Nation Research Council and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 Globalization, Biosecurity, and
the Future of the Life Sciences,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Academies, 2006, pp. 43-45.
④ 董时军、刁天喜:《高致病性禽流感 H5NI 病毒基因改造引发争议案例剖析》,载《军
事医学》2014 年第 8 期,第 635 页.
⑤ 王磊、刁天喜、楼铁柱:《H5N1 病毒基因改造及两用生物技术监管的进展与启示》,
载《2012 年度世界军事医学进展报告》2012 年第 121 期,第 1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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